後來,張瑞終于想明白了。
歸根結底,滿清就是沒有把中國當做是自己的國家來經營。
雖然滿人是已經入主了中原,但是他們心裏也沒有底。畢竟想要以少數的滿人來壓住龐大的漢人幾乎不大可能,而且它們的前面可是還有一個蒙元存在,可謂是前車之鑒。
所以,他們對于生活在這片土地的百姓自然是敲骨吸髓的剝削,怎麽可能會去費心費力的建設呢?
事實上,後面的那位老佛爺也是看明白了這點,所以才敢無恥的道出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樣的話來。
不過,滿清雖然建設國家不行,但是對于百姓的控制卻是把天賦發揮到極點了。
而這控制主要來自于生活經濟上。
當時的普通農民短工(也就是現在所說的臨時工)每天的工資大約是十文錢左右。
乾隆二十一年時,河南唐河縣的呂魁元給當地鄭天祿家做長工,工錢爲一年兩千五百文,平均一個月賺兩百文錢。乾隆時一兩銀子合一千文銅錢,也就是說一個普通的農民短工一年隻能賺到不到三兩銀子。而給地主拉長工的普通百姓一年的收入相對高一些,大約能賺到四兩銀子。①
擁有土地的普通自耕農(貧農),一年務農收入約二十兩到二十五兩銀子;普通佃農(以租種土地爲生的農民),一年務農收入約八到九兩銀子。
但是,一個普通百姓一年的基本開銷最少需要五兩銀子,如果家裏有四口人一年最少也得花費二十兩銀子的意思。
一個中農家庭擁有的土地相當多一些,他們一年大概能收入三十五兩銀子左右。但是一個中農家庭每年的最低開銷卻要三十八兩銀子左右。
也就是說,他們辛苦種地一整年到時候還要負債三兩銀子左右,才能過活,根本沒有生産剩餘。
而他們這種情況還要維持在沒有天災人禍的歲月裏,如果發生災荒,很多農民家庭都會破産,賣兒鬻女,吃樹皮,挖觀音土。②
看似簡單的三兩銀子,卻足以讓底下的百姓奔波勞命,爲基本的生活操勞緻死。自然也就讓他們沒有精力去反抗滿清的統治。
不可否認,滿清在奴化百姓方面确實很有一手,但是它得出來的舉國都隻是一些孱弱、自私、冷漠、麻木不仁的奴隸罷了。
如果一個國家的百姓缺乏自尊心,缺乏創造力,那還能如何發展?
所謂衣食飽而知榮辱。
所以想要改變那些被滿清奴化的百姓,就得讓他們吃飽穿暖,有地方住,給他們自由,給他們榮譽。
而這些最基本的,就是得讓他們有錢。讓他們能賺到錢,也能存得到錢。
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隻有用實際行動去讓他們感覺得到,你是真心爲他們好,讓他們有飯吃,有衣穿,能住寬敞的房子,能言自由之言論。他們才會真心接納你,擁戴你,維護你。
而實質上,剿匪軍占領的區域,種田的農民除了農業稅以外,便已經不需要再交其他的稅收了。
至于那些不知名目的苛捐雜稅,剿匪軍也一律不許收。誰要敢亂收,百姓便可到當地的檢察院去舉報。到時候自然會有官員下來處理。
甚至連數千年以來都沒有改變的徭役,張瑞也一并廢除了。如今軍隊輸糧的大都是輔兵,至于民夫,也都是出錢糧聘請而來。
也正是這樣,被剿匪軍所占領的百姓感到幸福來的就是如此突然,無不擁護着剿匪軍到來。同時,對于剿匪軍所開展的工作更是無條件的支持着。
那些受益的百姓們無不大呼着,這天下必須得由漢王來主。也隻有漢王做了皇帝才會把天下的漢人當做子民,而不是像滿清那樣,隻會把漢人當做可以剝削的奴隸。
甚至,在剿匪軍所占領的區域内,有人敢私底下說張瑞的壞話被人聽見,立馬就會受到他人自發性的群起而攻之。
百姓是什麽想法,張瑞不知道。
張瑞之所以下令,家庭年收入不止五十兩者,不需要上稅,是因爲他覺得他不想丢人。
因爲同一時期的英國,一個普通農戶除開必要的花銷外,每年應該可以剩于二三十兩的意思。而如果自己治下的勤勞百姓,在除開基本的生活所需後,一分銀子都沒有剩下,那豈不是說明自己太過失敗了?
當然這不僅僅隻是鬥氣的成分,更重要的是張瑞希望能改變百姓被剝削的分毫不剩的命運。
也正是這樣,張瑞所占領的區域,經常有人調侃道:你連稅都交不上,你還談什麽你家有錢?
甚至有人嫁女,首先要看他家能不能拿出政府開給他家人稅收票。
雖然剿匪軍占領的區域不久,但是百姓卻在不知不覺中不斷的改變着的。
在此之前他們對未來更多的是茫然和無奈,而如今他們對未來的憧憬也越來越期待了起來。
而百姓中也有人這樣問道,如果剿匪軍被清軍打敗了怎麽辦?我們還回得去到那滿清的統治下生活嗎?
對此,有人是這樣回答的:隻要有漢王在,剿匪軍就不會敗。誰要敢跟漢王對着幹,我又敢拿命去幹他。隻要剿匪軍需要我,我随時準備好扛刀擡槍上戰場去。
雖然不知道這人說的話是不是真心實意。但也從側面反應了,被剿匪軍占領過的區域,百姓嘗過做人的滋味,便很難再适應做回奴隸。
“漢王,怎麽了嗎?”看着突然間沉默不語的張瑞,陳得運以爲是自己的話語刺激了他,不由得擔心的問道。
雖然張瑞做事很多時候讓人不理解,但是在陳得運心目中,漢王對他們這幫老弟兄是真心的不錯。也正是這樣,陳得運對于張瑞是發自内心的尊敬着。
注①:來自于《中國通史》的記錄。
②:資料來自于《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