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和唐初的節度使設置已經大不一樣了，譬如說山南道分爲了山南東道和山南西道，江南道分爲了江南東道和江南西道，節度使的職位也增加了很多，譬如說在山南東道的基礎之上設置了荊南節度使，江南道就更加的複雜了，甚至了多達八名觀察使。

最爲複雜的還是北方的藩鎮，因爲割據的原因，設置的節度使更多，譬如說小小的河南道，就設置了六名節度使。。

李儒沛要改變這種情況，首先就是在官職上面做文章。

李儒沛基本恢複了唐初的設置，譬如說江南東道和江南西道，就是設置兩名節度使，廢除所有的觀察使，恢複了府州縣的設置，在節度使和府州縣之間，不存在其他的官階設置，也就是說南方道大行台下面，設置有節度使、府州和縣三級官府，節度使負責管控府州，府州負責管控所屬的縣。

穿越的李儒沛，很清楚官府設置過多的害處，再說如今主要還是農業社會，社會分工不是那麽明确，如此的情況之*頂*點*小*說下，不需要那麽多的官吏，而官府的設置，就更加的重要了，層級過多，管控就增多，必然削弱基層的權力，導緻百姓的負擔增加。

在李儒沛看來，官府層級越少，權力越是便于集中，如今的情況之下，權力必須要集中，這樣才能夠讓大唐真正的走向輝煌，曾經輝煌的大唐，就是因爲權力過于分散，地方上的權力大于中央的權力，導緻朝廷孱弱，國力也逐漸衰退了。

想法是好的，真正要做到就不是那麽簡單的事情了，肯定是會遭遇到困難的。

可李儒沛已經下定了決心。

崔安潛已經拿出了有關的條陳，李儒沛看的非常認真。也對條陳做出了重要的修改。

首先修改的就是縣衙的官吏人選的數額，大唐分爲上縣、中縣、中下縣和下縣，縣轄戶數五千戶以上爲上縣，兩千戶以上爲中縣，一千戶以上爲中下縣，一千戶以下爲下縣，上縣縣令爲從六品上，中縣令爲正七品上，中下縣令爲從七品上，下縣令爲從七品下。因爲縣衙的大小不同，相應的官吏設置數目就不相同。

這些規矩，在李儒沛看來過于的繁瑣，官制的修改，暫時不是他所能夠做出的決定，但對諸縣的規範，卻是他可以做到的，所謂上縣、中縣、中下縣和下縣，署理政務的過程之中。其實都是需要操勞的，麻雀雖小五髒俱全，往上延伸，所謂的上州、中州和下州。也是一樣的情況，畢竟大唐是農業社會爲主，官府主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訟獄和錢糧之事。當然因爲人數的多少，操勞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不過這一切都可以通過饷銀來細化，上縣因爲戶數多了。事情做的多，但賦稅收入也要高一些，上繳賦稅之後，留下的也多一些，自然能夠給官吏多發一些饷銀，下縣因爲人戶太少，賦稅有限，收入自然要低一些。

李儒沛結合自身的認識，對于諸縣官吏人數做出了明确的規定，下縣官吏總人數三十五人，其中縣衙十五人，巡捕房二十人，中下縣官吏總人數五十人，其中縣衙二十人，巡捕房三十人，中縣官吏總人數八十人，其中官府四十人，巡捕房四十人，上縣官吏總人數一百一十人，其中官府五十人，巡捕房六十人。

這個人數的限制，是有些嚴苛的，但與以前不同的是，巡捕房捕頭捕快的饷銀，也是朝廷直接撥付的。

崔安潛對于這個人數的限制，提出了異議，畢竟如今的情況不一樣，有些上縣，官府總人數超過百人了，巡捕房的人更是好幾百，可按照李儒沛的要求，就必須要大量裁撤了。

李儒沛堅持自己的意見，官府的人數必須固定下來，決不能夠膨脹，這樣便于權力的集中，也讓官吏無法推诿自身的責任，再說饷銀的支付也要少很多的。

高效運轉的官府，人員精幹是首要條件，每個人的責任明确之後，才能夠真正的迸發出來能力。

李儒沛認爲，所有的規定，必須在最初落實的時候，就一步到位，長痛不如短痛，盡管這樣做，可能會引發一些震蕩，可穩定下來也快，若是在落實規定的過程之中反複，那就有問題了。

李儒沛對于節度使衙門官吏的人數是最爲苛刻的，要求不準超過百人，這讓崔安潛隐隐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其實李儒沛是準備收回權力，加強中央集權了。

這也是崔安潛支持的做法，李儒沛對于條陳細緻的程度，讓他再一次有了深刻的感觸，這就是抓大放小的具體體現，在确立規矩等大事情方面，細化到最大限度，可是在貫徹落實之後，就要最大限度給與下面署理政務的權力，輕易不去幹涉下面的事情。

朝廷的聖旨下來之後，崔安潛開始高度忙碌起來了。

阚澤宇等人，已經留在了大行台，崔安潛賦予了他們重任，首先就是落實科舉取士的事情，要知道在尚未完全平定下來的南方，開展一次恩科的科舉，不是那麽簡單的事情，何況時間很緊，隻有三個月的時間了。

其次就是那些被免掉的官員，包括一些觀察使，這些人之中，有些直接回到京城去了，在京城出任了其他的官職，但大部分的人都來到了襄陽，他們在朝廷之中沒有後台，被裁撤之後無人關心，隻能夠到襄陽等候大行台的發落。

崔安潛将這些人全部都安排在官驿，由李儒沛親自對他們進行考核，凡是考核過關的人選，接受一個月時間的培訓，明确今後應該怎麽樣做官之後，爾後根據能力的大小和以前擔任的職務，迅速排到各地出任刺史或者是縣令等職務，某些依靠着關系或者依靠錢财買來官職的人員，無情的予以淘汰。

這些做法，在南方引發了巨大的震動。

大唐的官場，早就不純潔了，有錢的能夠買到官職，有本事沒有背景的人，也許一輩子都沒有出頭之日，很多人也習慣了這樣的态勢，就算是那些有本事的人，也要想方設法通過關系，謀求到一官半職。

至于說謀求到官職之後，主要的任務不是署理政務，而是想着如何能夠得到最大的利益，如何才能夠更快的升遷，如何才能夠貪墨更多的銀子。

如此的惡性循環之下，大唐豈能夠不衰落。

可是這些套路，在南方道大行台這裏全部都失去作用了。

李儒沛和崔安潛嚴格按照每個人的能力來确定是不是能夠擔任官職。

此舉引發了諸多士子對即将在襄陽舉行的恩科的期盼。

既然是憑着本事參加恩科，那麽高中進士之後，肯定會收到重用的，試問讀書人誰不想着能夠出将入相。

這方面同樣是李儒沛嚴格管控的，他非常清楚，想要讓大唐真正的興盛起來，用人是關鍵，在用好人的基礎至上，确定諸多的規章制度顯得更加重要，這些規章制度約束官吏，讓任何的一名官吏都要明白，他們爲官首先就是要考慮到民生的，考慮到老百姓是不是能夠過上相對富足的生活。

當然官吏的生活也是要保障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是幾千年以來的認識，不可能随随便便推翻的，你若是想着讓讀書人和農民一樣，過着最苦的日子，還要承擔諸多的責任，那估計就沒有人願意做官了。

說到底這個時候還是精英政治，依靠讀書人來治理天下。

明确這一點之後，李儒沛也明白，就算自己是穿越的，有着不一般的認識，但也不要妄想着天下太平，妄想什麽事情都是公平公正的，那是做不到的，千年之後都做不到，也就是說官員的身份還是不一樣的，他們和老百姓比較起來，就是父母官。

這是社會的規則，李儒沛不能夠違背，否則他也無法署理朝政了。

李儒沛是二月初回到襄陽的，期間接到兩道聖旨，其餘的時間，他也是非常忙碌的，以至于有時候人在王府，卻整天不能夠見到家人，大量被裁撤的官員來到襄陽之後，他就更加忙了，必須要一個個考證這些官員，當然還有崔安潛、劉允章等人的協助。

整整一個月的時間，李儒沛覺得事情處理的差不多了。

他必須要離開襄陽，前往揚州去了，揚州方向傳來了諸多重要的消息，畢師铎可能難以堅持了，倒不是說揚州城内的糧草不夠了，而是因爲局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對畢師铎是非常不利的，也讓畢師铎漸漸失去抵抗的信心了。

如此的關鍵時刻，李儒沛必須到揚州去了，重大的決定必須是他來拍闆，高馳邦等人是不好決斷的，再說襄陽距離揚州的距離遙遠，有些機會稍縱即逝，隻有他在揚州的情況之下，才能夠當機立斷。

盡管襄陽也處于關鍵的時候，可李儒沛必須要離開，必須前往揚州去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