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名牙兵見了，慌忙從背上取下弓箭，彎弓搭箭射出一箭。憨娃兒以耳當眼，順手一抓一擲，那箭便反插進了牙兵的咽喉。
王宗範見他舉手投足之間連殺兩名牙兵，大吃一驚之下，反應也是極快，來不及思考李曜爲何出現在此，怒聲喝道：“擒賊先擒王！李存曜，某來拿你！”猛然抽出腰間長劍，朝李曜疾沖而來。
李曜不與人對陣已有數年之久，但一身功夫卻也從未落下，聞言也抽出橫刀，傲然道：“那卻要看夔王能耐如何了！”
王宗範所用兵器說是長劍，但唐朝的“劍”，其實仍是以橫刀居多，也就是後世日本刀的始祖，隻是不加彎曲，平時用正面刃口對敵。他的劍法是爲戰陣所練，風格自然是大開大合，此處乃是山林，略微有些施展不開，十成本事，隻能發揮七成。
李曜所用也是橫刀，不過他的三十六路青龍劍法卻并非專爲戰陣所學，而是頗有遊俠兒之風，在單人對戰之時，反占優勢。最近幾年他親自沖鋒陷陣的時間越來越少，親自對敵更是罕見之極，按說在對敵經驗上必然不如王宗範。然而武學一道，除了勤修苦練，也有悟性一說——其實就是在最短的時間内對自己和對手的優缺點進行判斷，繼而揚長避短、争鋒相對——而在這一點上，李曜卻有優勢。
事實上無論李曜還是王宗範，都絕非憨娃兒那種以力取勝的悍将型武将，“一力降十會”完全不是他們的對陣特點，因此他二人的對陣，從一開始就更加偏向于“智力型武鬥”。
王宗範搶上前來，招招搶攻，每一招都是出招迅速，但仔細看來，卻都是緻傷緻殘卻不緻死的招式。李曜卻一反在指揮作戰時那種随時搶占主動權的做法，毫不在意退讓，隻求将王宗範的招式防得嚴密，不使其有可趁之機。
事實上，他二人對戰局的把握都非常準确，因爲有一個前提幾乎是肯定的：王宗範剩下的三名牙兵絕非憨娃兒的對手！
王宗範知道自己一旦拿不下李曜，待憨娃兒收拾完剩下的三名牙兵轉身來鬥他，自己也絕非此人的對手。他此刻已經明白李曜口中的“憨娃兒”，必然是名動天下河中軍“擎天一柱”朱八戒！朱八戒号稱“馬前無三合之将”，威名直逼李存孝當年，王宗範又不是魯莽之輩，豈敢看輕半點？
然而問題是，眼前這位大唐右相，竟然絲毫不弱！王宗範覺得自己疾風一般的攻勢在他面前就像遇到了一座大山，山上樹木雖然被疾風吹動，但那山體卻永遠巍然不動。李存曜雖然時不時就後退避讓，但那明顯是深悉自己欲速擒而結束戰局的心思，才做出的判斷。王宗範連攻十餘招，雖然将李曜逼退七八步，卻連李曜的衣角都沒沾着，瞥眼一看憨娃兒，他果然已經在追殺最後一名牙兵了。王宗範心中頓時生起一絲不妙。
果然，李曜的劍法這時好像猛然變了風格，口中低喝一聲，再不退讓，反而迎着王宗範的劍鋒硬接一記。這一下大出王宗範意料之外，本想将原本的六七成力道加到十成，可瞬息之間哪能做到？
隻聽得“锵”地一聲，金鐵交鳴，王宗範悶哼一聲，身子一晃，似要穩住，卻力不能力，踉跄着退了三步，手中長劍已然斷做兩截。
原來李曜見王宗範分神，立刻聚集全力反擊一刀，以硬碰硬，在這一瞬間扭轉攻守之勢。
心戰勝于力戰，對于這一點，李曜已經掌握得極其熟練了。
王宗範見憨娃兒已然提棒前來，倒也幹脆，扔掉長劍，怅然道：“我敗了。”
李曜笑了一笑，橫刀入鞘，道：“此刀名叫‘守正’，年前我親自監工制成，今日雖未見血，也算開了個好鋒。你雖敗于我手，其實是敗于此刀。”
王宗範卻搖頭道：“我并非敗在這把刀上，而是敗于心思被你看穿。”
李曜仍然微笑，道：“那便是敗于此刀。”
王宗範微微蹙眉，一時不能理解。
旁邊黃崇嘏忍不住道：“夔王還不明白右相的意思麽？他這刀，名叫‘守正’，方才他之所以赢你，也正是因爲‘守正’二字。”
王宗範面色微微一變，想了想卻搖頭：“敢問右相，你如何知道自己所守的，就是正？”
李曜道：“我《新儒論》中有說，儒之大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這便是我心中的正。我堅守此心，便是‘守正’。”
王宗範雖也學文，但論辯才，哪裏是李曜的對手，當下語塞。
智乾卻問道：“若按‘爲生民立命’之說，右相東征西讨，大纛旗下遊魂無數，卻該如何理解？”
李曜不知他的底細，但剛才暗中偷看時已經知道他與王宗範本來并非一夥，而且看起來面色和善，并無殺氣，便回答道：“大唐并非西天極樂世界，天下紛争，非由我起，非我能止。我所能做的，不過是讓天下盡可能快地恢複太平。我的關中河中等地興修水利、開荒勸農，又農商并舉、鼓勵創新，無非是希望世間萬民俱能平安喜樂，爲此即便被某些人斥責爲變亂風氣、奇巧淫技也在所不惜。”
智乾還欲說話，王宗範已然問道：“右相今日擒我，意欲如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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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近來對契丹、渤海以及前蜀着墨見多，有些讀者似認爲偏離本書大綱，與主旨無關。前蜀是中原版塊，讀者諸君大緻還能理解無風的用意，契丹與渤海大概是有異議的地方。這篇附文主要以契丹來說明我開始加強這些周邊勢力着墨的重要性。
曆史上，公元907年時，唐朝滅亡之時，阿保機即契丹可汗位，比本書中即位略遲數年。按照原曆史，9年後，阿保機仿漢制稱帝，建元神冊。無風以爲，對916年這一時機選擇的準确把握，離不開對907年的理解。而要明白907年的決策背景，又必須對唐天複元年阿保機主政後的作爲進行分析。
唐末中原戰亂頻仍，契丹乘時而動，時有入寇幽燕之舉。但在阿保機崛起之前，由于沒有一位強人領袖，契丹南下侵擾，在軍事上并不成功。而天複元年阿保機以疊剌部夷離菫的身份主政後，局面迅速有了重大改觀。根據《遼史》，唐天複二年七月，即阿保機主政的第二年，契丹“以兵四十萬伐河東代北，攻下九郡，獲生口九萬五千，駝、馬、牛、羊不可勝紀”。以阿保機親自領軍的這次南征爲标志，他主政給契丹政權帶來的根本性變化，是契丹政權對外擴張的一次結構性突破，其勢力開始真正越長城而南向。
阿保機對中原政局的介入，不僅表現在南侵，更重要的是，他開始與中原軍閥接觸，周旋于唐末最強大的兩支藩鎮勢力晉王李克用和梁王朱全忠之間。天祐二年（905），“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騎兵七萬會克用于雲州，宴酣，克用借兵以報劉仁恭木瓜澗之役，太祖許之。易袍馬，約爲兄弟”。三年，“汴州朱全忠遣人浮海奉書币、衣帶、珍玩來聘”。
阿保機與李克用結盟的内容，據李錫厚和曹流的考辯，實非讨伐劉仁恭，而是合兵攻梁，但事後阿保機并未遵守盟約。據上引文，阿保機與朱溫的最初往來，即發生于雲州之盟的第二年。次年“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廢其主，尋弑之，自立爲帝，國号梁，遣使來告”。從《遼史》來看，似乎朱溫篡唐後急于得到契丹的承認，再次伸出橄榄枝，而契丹對朱梁的頻頻示好似乎并不熱衷。不過，在中原文獻中，天祐三年朱溫遣使契丹全無蹤影，四年契丹與朱梁的往來也完全是另一副圖景。《新五代史》就此有一段綜論：
（雲州盟後阿保機）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頃、軍将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解裏随頃，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梁複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诏書報勞，别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按袍笏梅老使梁事又見《五代會要》、《冊府元龜》、《新五代史·梁太祖紀下》及《資治通鑒》，前三書均作梁開平元年（即唐天祐四年）四月，唯《通鑒》曰五月。據《冊府元龜》及《新五代史·梁太祖紀下》，同年五月，契丹使又至。《遼史》記天祐三年朱溫遣使至契丹，恐非無中生有，可能是朱溫在得知李克用與阿保機結盟後，急于拆散這一同盟，故此籠絡阿保機。中原文獻不載天祐三年事，應當是羞于朱梁示好夷狄之舉。這一态度可以得到《冊府元龜》的驗證。該書紀開平元年五月契丹來使後曰：“契丹久不通中華，聞帝威聲，乃率所部來貢。三數年間，頻獻名馬方物。”十足把契丹描繪成了敬仰上邦之蠻夷，主動朝貢，恐非實錄。結合中原與遼朝文獻，我們其實大體可以推斷，在朱全忠伸出橄榄枝後，阿保機之回應還是相當積極的。
在李克用主動示好後，阿保機并未如約出兵攻梁，反而背盟與梁交通，反映出此人對中原局勢的密切關注和敏銳的政治洞察力。阿保機雖是偏處一隅的異族，但就此看來他不僅對唐王朝即将覆滅有所預期，而且對唐末中原的混亂局勢有相當的認識。可能是因爲看出，無論是李克用還是朱溫，在這場較量中都不具備絕對優勢，因此他選擇了依違二者之間。在天祐三年朱全忠來使後，阿保機認爲時機已成熟，因此次年正月取遙辇痕德堇而代之，登上了契丹可汗之位。李錫厚指出，阿保機之所以能代痕德堇爲汗，在于其在中原聲威的增長。根據上文的分析，李克用和朱溫競相籠絡阿保機，的确可以支持這一論斷。
梁開平二年（908，即阿保機稱可汗第二年）阿保機遣使至梁求冊封事雖不見《遼史》，但除上引《新五代史》外，又見于《五代會要》、《舊五代史》、《冊府元龜》及《資治通鑒》，當無可疑。不過，由于他并沒有興兵攻晉，封冊一事就此作罷。但梁乾化二年（912）之前，阿保機與朱梁仍有較多來往。同時，他也并未與河東李氏決裂。據《遼史》，遼太祖二年正月，李克用卒後，阿保機“遣使吊慰”。而據《舊五代史》，其時潞州将被梁兵攻破，危在旦夕之際，李存勖向阿保機求救，阿保機“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爲兄弟，兒即吾兒也，甯有父不助子耶？’許出師。會潞平而止”。“許出師”雲雲，疑是敷衍之語，不過這也說明他認識到朱全忠雖能廢唐帝而自立，但恐尚無能力統一中原，因此仍然選擇依違二者之間。
梁乾化二年後，史料中再也見不到阿保機遣使赴梁的記載。同時，我們也看不到他與河東有何聯系，因此這并不意味着阿保機轉而臣服李氏。這是爲什麽呢？朱梁自立國之日起就與沙陀李氏連年交兵，乾化元年柏鄉大敗後一直處于劣勢。乾化二年，梁太祖爲次子所弑，朱梁陷入内亂，其前景更爲陰暗。但同時，河東李氏也還沒有能力在這場紛争中取得絕對優勢，中原形勢可謂一片混亂。阿保機乾化二年後既不朝梁也不聘晉，不僅反映出他可能一直密切追蹤中原局勢的發展，而且暗示他可能已有稱帝的念頭。
但此時阿保機稱帝的時機還未成熟，契丹内部挑戰其權威的還大有人在，其可汗之位并不穩固。太祖五年至七年，阿保機諸弟三次叛亂，他的政治前途險象環生。太祖七年諸弟之亂平息後，八年阿保機對異己勢力進行了全面清算。公元916年，阿保機終于邁出了關鍵一步，稱帝建元。對于這一時機的選擇，當然與内亂平定有關。不過，從上文的分析來看，這可能也是因爲912年以來朱梁李晉相持不下，中原局勢異常混亂，讓阿保機清楚地看到了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
那麽在阿保機的心目中，他所建立的大契丹國究竟是個什麽樣的國家呢？稱帝建元，是在統治者稱号和政權紀年方式這樣關鍵性的禮儀方面模仿漢制。而匈奴、柔然、突厥及回鹘都未稱帝，亦不建元。立長子耶律倍爲太子，這是在禮儀和統治者繼承人的制度性安排兩方面采用漢制。此後遼太祖又有進一步的措施。神冊五年，“制契丹大字”。按《五代會要》，“契丹本無文字，唯刻木爲信。漢人之陷番者，以隸書之半加減，撰爲胡書”。契丹與事者有耶律突呂不及魯不古，據《遼史》其本傳，前者以贊成功“爲文班林牙，領國子博士、知制诰”，後者“授林牙、監修國史”。契丹國書的創制，應與王朝政治有關。國子博士、知制诰、監修國史諸職，是中原官名。這些都反映出阿保機的漢化傾向。神冊六年五月，“丙戌朔，诏定法律，正班爵。丙申，诏畫前代直臣像爲《招谏圖》，及诏長吏四孟月詢民利病”。此處的“正班爵”尤非虛語，阿保機對其時契丹諸職的品級班列進行了明确規定。事實上，早在他稱可汗期間，就已變現出漢文化對其的影響。太祖七年平叛後，阿保機“次昭烏山，省風俗，見高年，議朝政，定吉兇儀”。遊牧文化素貴壯賤老，所謂“省風俗，見高年”雲雲，當來自漢地傳統。
神冊年間能體現阿保機漢化傾向的還有兩大事件。一是神冊三年在草原上建立皇都，即後來的上京。遊牧族政權往往并不需要都城，常常隻有王庭或牙帳，因爲其中央官僚機構和全國性的經濟貿易并不發達。如果單純從行政或經濟角度着眼，神冊三年阿保機還未征服渤海，也還未據有燕雲十六州，而草原上新建的城市不是屬于皇帝私有，就是頭下軍州，契丹完全沒有必要建立像皇都這樣龐大的都城。那麽，阿保機建皇都，就隻能從禮儀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說，皇都與稱帝一樣，是阿保機采用漢地王朝的禮儀模式，來論證君主權力合法性的一種手段。
同樣表明阿保機漢化傾向的第二件大事是神冊三年五月，阿保機“诏建孔子廟、佛寺、道觀”。值得注意的是，孔廟列在了佛寺和道觀之前。神冊四年，阿保機“谒孔子廟，命皇後、皇太子分谒寺觀”。這就說明，神冊三年诏中的次序含有深意。《義宗倍傳》記載了這份诏書背後的決策過程：
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诏皇太子春秋釋奠。
所謂“佛非中國教”，正毫無保留地說明阿保機心目中的模仿對象正是中原王朝。神冊四年，他親自去孔廟祭奠，同樣表明了他的态度。
以上讨論說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阿保機的目标是要建立一個漢式國家。與此同時，契丹權力中樞逐漸形成了一個以韓延徽、康默記與韓知古爲首的漢人幕僚群體，而且阿保機重用的契丹貴族中也多有漢化頗深者。那麽，在其心目中，大契丹國的疆域是否應當包括中原呢？這一點非常重要，而要弄清這一點，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阿保機稱帝後針對漢地的軍事行動。
神冊元年前，契丹南侵僅以擄掠爲目的，攻破漢地城邑後随即退走。但神冊元年，契丹對漢地政策則有一個重大轉變。《遼史·太祖紀上》載：
（神冊元年）八月，拔朔州……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其地。遂改武州爲歸化州，妫州爲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選有功者領之。其圍蔚州，敵樓無故自壞，衆軍大噪乘之，不逾時而破。時梁及吳越二使皆在焉，诏引環城觀之，因賜滕彥休名曰述呂。
這是史料中契丹改變其擄掠政策，試圖占領統制漢地的最早記載。同樣能說明阿保機雄心的，是他在梁和吳越二使前誇耀自己成就的舉動。據《太祖紀上》，神冊元年四月“甲辰，梁遣郎公遠來賀”，“六月庚寅，吳越王遣滕彥休來貢”。我們注意到，梁乾化二年之後阿保機不再朝梁，至此已近四個年頭。此時後梁大将楊師厚已殁，梁軍在與晉軍的交鋒中連戰連敗，軍事形勢非常不利。郎公遠此來，可能系梁末帝主動拉攏契丹，試圖建立針對李晉的同盟。刻意引中原二使，尤其是自稱承唐之正朔、阿保機曾求封冊的梁之來使，在契丹攻破之蔚州“環城觀之”，讓人可以揣摩到阿保機的不臣之心。
但神冊元年攻下山北諸州後，契丹并未能據守。翌年又圍幽州，經曆了長達四個月的攻堅戰，在李存勖的援軍到來後幽州圍解。因此，神冊初年阿保機在漢地的軍事進展并不順利。可能是因爲這個緣故，太祖将視線投向了遼東地區，開始重點經營遼陽。神冊三年十二月，阿保機“幸遼陽故城”。神冊四年二月，“修遼陽故城，以漢民、渤海戶實之，改爲東平郡，置防禦使”。同年五月，阿保機“至自東平郡”。在半年時間内，他至少兩度來到遼東，說明了對這一地區的重視。無風以爲，阿保機對遼東的經營是其在針對漢地的軍事行動不順利的情況下作出的選擇，但同樣意味着他對農耕地區的重視，也應當在漢化的大背景下考慮。
阿保機針對中原的另一次大型軍事行動，發生于神冊六年至天贊元年（922）間。其時鎮州張文禮和定州王處直受到河東李存勖的軍事威脅，遂引契丹入援。阿保機南下之初，進展順利，攻破涿州，挺進定州，這時李存勖已親率大軍趕至，雙方在定州附近大戰。李存勖一度被圍，形勢十分危急，最終血戰突圍，契丹軍遂退。這次南侵也以失敗告終。
定州之敗給了阿保機一個很深的教訓，讓他冷靜下來，再次思考南下的策略。深思熟慮之後，他轉變主攻方向，在天贊三年（924）六月乙酉下诏，将大契丹國的短期發展戰略概括爲“兩事”，遂定下先平漠北和渤海之策。當日阿保機親率大軍出征漠北，十月即平之。天贊四年十二月，他再度親征，兵鋒指向了渤海。
爲了保證渤海一役的成功，出兵前阿保機假意與後唐修好。《五代會要》載同光三年（925，遼天贊四年）五月，“（契丹）遣使拽鹿孟等來貢方物”。天顯元年渤海定後，阿保機“以平渤海遣使報唐”。而後唐方面也表現出了善意，是年六月，唐明宗篡嗣後“遣姚坤以國哀告”。
史籍中詳細記錄了姚坤與阿保機的對話，對于我們理解阿保機之政治雄心意義重大。《舊五代史》載：
阿保機先問曰：“聞爾漢土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兇問至矣。河北總管令公……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阿保機号咷，聲淚俱發，曰：“我與河東先世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吾兒也。近聞漢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比欲自往洛陽救助我兒，又緣渤海未下，我兒果緻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又曰：“我兒既殂，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其子突欲（即皇太子耶律倍）在側……因引《左氏》牽牛蹊田之說以折坤，坤曰：“應天順人，不同匹夫之義，隻如天皇王初領國事，豈是強取之耶！”阿保機因曰：“理當如此，我漢國兒子緻有此難，我知之矣。聞此兒有宮婢二千，樂官千人，終日放鷹走狗，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緻得天下皆怒。我自聞如斯，常憂傾覆，一月前已有人來報，知我兒有事，我便舉家斷酒，解放鷹犬，休罷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千人，非公宴未嘗妄舉。我若所爲似我兒，亦應不能持久矣，從此願以爲戒。”又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雠掣，俱有惡心，與爾今天子彼此無惡，足得歡好。爾先複命，我續将馬三萬騎至幽、鎮以南，與爾家天子面爲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複侵汝漢界。”又問：“漢家收得西川，信不？”坤曰：“去年……收下東西兩川……”阿保機忻然曰：“聞西川有劍閣，兵馬從何過得？”……阿保機善漢語，謂坤曰：“吾解漢語，曆口不敢言，懼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
這一記載中，最讓人驚訝的是阿保機對中原政局乃至山川形勢的了解和關注。姚坤此行系爲莊宗告哀，但“一月前已有人來報”，說明阿保機對漢地局勢的了解絕非局限于中原王朝之來使，很可能他有意識散布耳目，收羅信息。更有甚者，他很關心後唐滅前蜀這樣與契丹并無直接關聯的大事，甚至還知道劍閣之險。很顯然，他對中原的關注絕非一個甘于偏處一隅、目光短淺的“蠻”族所能有。相反，所謂“欲自往洛陽”，又謂明宗繼位“當合取我商量”，阿保機在對話中處處表現出欲入主中原的雄心。在得知莊宗被弑後，“便舉家斷酒，解放鷹犬，休罷樂官”，謂“我若所爲似我兒，亦應不能持久矣，從此願以爲戒”，說明阿保機在心目中并不以北族君主自居，而是以中原皇帝的标準要求自己。更重要的是，此時渤海已平，太祖要後唐要求幽州，表明他的下一目标即是南下中原。雖然阿保機表示他非欲直接統治漢地，而是準備通過漢人實行間接管理（“令漢兒把捉”），但這很可能系其詭詐之辭，一方面是爲緣飾自己的無理要求，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爲了籠絡手下的漢人将領。同樣的事情在太宗朝也發生過，太宗曾分别許立趙延壽及杜重威爲帝，但滅晉後并沒有實踐諾言。
阿保機與姚坤的對話表明，滅渤海後阿保機已決意南下，其最終目标是問鼎中原。事實上，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論證太祖志在中原。上面已經提到，阿保機崛起的時代，不僅中原闆蕩，漠北也不存在統一強大的的遊牧政權。也就是說，在契丹建國初，擺在太祖面前，有兩條發展道路可供選擇，要麽南下中原，要麽進據漠北。但阿保機似乎從來就沒有考慮過後者。天贊三年平定漠北，是在南下受挫後采取的策略，而且隻是爲了保證他日南下後方的安全，平定後太祖也沒有留下戍守的部隊。按《遼史·蕭韓家奴傳》，韓家奴在回顧立國以來契丹的西北政策時說：“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蔔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可見當時阿保機完全沒有考慮繼承回鹘汗國，以漠北爲大契丹國的中心。在漠北與中原這兩個選項面前，阿保機爲其大契丹國所設定的發展方向顯然是後者。
不過，這裏有一個問題需要澄清。據《遼史·太祖·淳欽皇後傳》，太祖應天後三世祖系回鹘人。這似乎暗示契丹可能與回鹘存在傳承關系。但是，在政治領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契丹承襲了回鹘的制度。不僅如此，《皇子表》“疊剌（阿保機之弟）”條曰：“回鹘使至，無能通其語者，太後謂太祖曰：‘疊剌聰敏可使。’遣迎之。相從二旬，能習其言與書，因制契丹小字。”所謂“無能通其語者”，當然包括應天一族，可見這一家回鹘後人早已數典忘祖，完全契丹化了。
總之，通過對阿保機稱帝後所爲所言的分析，說明阿保機在建立大契丹國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原王朝爲樣闆，他所設想的大契丹國的版圖，也應當包括中原。而漠北草原腹地，在其心目中并不占特殊位置。幾經挫折後，阿保機選擇了先平定後方、再圖南下的策略。可惜的是，他在征服渤海後暴卒，此志終成未竟之業。
如果說阿保機有野心将中原納入版圖，那麽他對如何統治中原是否有過一定的（當然是粗線條的）構想呢？由于他在征服渤海後即辭世，關于這一問題沒有直接答案。但無風認爲，阿保機對繼承人的選擇，會是理解他的政治意圖的關鍵。作爲一代開國之君，他對繼承人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會反映出他對大契丹國未來的設想。
太祖在世時所立的皇太子是長子耶律倍，但最終繼位的并不是耶律倍，而是其次子德光。有學者懷疑，德光取代太子是太祖本人的意願。此說的立論基礎主要有四。其一，《遼史·耶律屋質傳》謂太祖遺旨立太宗。不過，細繹傳文，我們會發現，所謂“太祖遺旨”實屬子虛烏有。《屋質傳》載遼世宗即位後，不爲太祖應天後及其少子李胡所認可，雙方兵戎相見，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屋質挺身而出，充當調停者。文曰：
時屋質從太後，世宗以屋質善籌，欲行間，乃設事奉書，以試太後。太後得書，以示屋質。……太後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汝？”……乃遣屋質授書于帝。……（屋質）謂太後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後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屋質正色曰：“……太後牽于偏愛，托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後？”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
從上引文可以看出，屋質是太後信任的人，而爲世宗所敵視。這可以得到其他記載的佐證。《耶律海思傳》雲：“太後遣耶律屋質責世宗自立。屋質至帝前，谕旨不屈；世宗遣海思對，亦不遜，且命之曰：‘汝見屋質勿懼！’”又《蕭翰傳》謂“耶律屋質以附太後被囚”。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在太後宣稱德光繼位是太祖遺願時，卻“正色”駁斥太後“牽于偏愛，托先帝遺命，妄授神器”，而太後也就沒有再堅持。這說明，“太祖遺旨”純屬子虛烏有，可能系太後一時起意，信口雌黃，這在時人眼中不值一哂。另據《太宗紀上》，德光繼位前，“人皇王倍率群臣請于後曰：‘皇子大元帥（德光）勳望，中外攸屬，宜承大統。’後從之。”《義宗倍傳》的記載更爲明确，曰：“倍知皇太後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群臣請于太後而讓位焉。”所謂“讓位”，實屬無奈。但如果太祖真有遺诏傳位德光的話，太後又何必逼迫人皇王假惺惺地讓位，費心導演這一出掩人耳目的鬧劇呢？
德光爲太祖屬意說的證據之二，是《李胡傳》中阿保機對諸子的這樣一段評價：
太祖嘗觀諸子寝，李胡縮項卧内，曰：“是必在諸子下。”又嘗大寒，命三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幹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笃愛李胡。
姚從吾據此以爲巧不及成，說明阿保機屬意次子。但邱靖嘉對此作出過很有說服力的反駁。從文意看，我們并不能得出巧不及成的結論。太宗雖“先至”，但“不擇而取”，在太祖的心目中不見得勝過雖“後至”但辦事周全的人皇王。
太祖棄倍說的第三條證據與“天下兵馬大元帥”有關。據《太祖紀下》，天贊元年皇子德光出任此職。蔡美彪認爲此乃皇儲專職。“天下兵馬大元帥”第一次出現在遼朝史料中即是此處，德光系其首任。無風認爲，此職可能确爲德光而設，但這并不能證明此職設立初即爲皇儲尊号。蔡文所提出的支持該職爲皇儲封号的證據都來自于德光之後，無風懷疑“天下兵馬大元帥”一職之所以變成皇位繼承人的專利，可能正是因爲太宗是從這一位置登上寶座。
另外，我們還要注意，在德光任大元帥後，雖然太子倍一般不再統軍出征，但其在中央決策中的作用依舊。據《太祖紀下》，天贊三年，太祖在宣布大舉西征之前，召集了契丹政權幾乎所有重要人物，發布了一道诏書，特意提到“憲章斯在，胤嗣何憂？”這句話恐怕針對的就是太子倍的地位。很可能，當時确有反對耶律倍的聲音，但太祖親自現身說法，表達了對太子的支持。而且，在宣布西征的同時，耶律倍受命監國，這更表明了太祖對其絕對信任。太子雖未參與西征，但他是平渤海一役的主要策劃者，并于天顯元年随太祖出征渤海，攻下扶餘城後，直趨渤海都城的策略也是他提出的。在圍攻忽漢城時，他更是直接領導了這次軍事行動。這說明在德光任大元帥後，太子仍然在遼權力中樞發揮着極爲關鍵的作用。相反，我們還沒有發現太祖在位期間德光參與中央決策的記載。
德光爲太祖所立說的第四條證據來自《太祖淳欽皇後述律氏傳》。文曰：“初，太祖嘗謂太宗必興我家，後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冊倍爲東丹王。”所謂“太宗必興我家”，僅見于此，從上文分析來看，并非沒有可能爲太後所捏造。比如，《李胡傳》謂“太後顧李胡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于諸子……’”而從上引太祖對諸子的評價可以看出，他并不喜歡李胡。因此，解讀這段史料的關鍵是澄清阿保機爲何以耶律倍主東丹。
這似乎可以看做太子主東丹系避讓太宗說并不可靠。首先，假定太祖真地改變了對耶律倍的看法，準備讓德光繼位，他不會愚蠢到用封東丹的方式來處理失寵的太子。阿保機一生多次經曆諸弟之亂，他對皇室内亂的可能性肯定非常敏感，爲了保證他親手建立的大契丹國不至于在其死後陷入内戰，他肯定會盡量做出安排，争取消彌這種可能。他應該想象得到，如果德光繼位，曾被立爲皇太子的耶律倍很有可能發動叛亂。在這樣的情況下将東丹交予他，無異于大大加強了他發動叛亂甚至成功颠覆德光政權的可能。而《義宗倍傳》載“太祖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也就是說，在太子得知太祖的死訊後，他并沒有在東丹集結軍事力量，帶重兵返回契丹腹地，而是匆匆忙忙趕了回去，身邊似乎并沒有多少軍隊。這說明耶律倍認爲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繼承人，如果太祖已經決定讓德光繼位，太子不可能在沒有什麽準備的情況下返回契丹故地。事實上，耶律倍爲這一草率行爲付出了慘重價。德光繼位後，他一直不被允許返回東丹。而德光多次巡幸東平，其目的應當是安撫東丹國内支持前太子的勢力。
那麽，阿保機爲什麽讓耶律倍主持東丹呢？《義宗倍傳》記載了阿保機本人的解釋，他對太子說：“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以太子主東丹，是爲了憑借太子的崇高地位“見朕愛民之心”。從“非可久居”來看，似乎太祖讓耶律倍留居東丹隻是臨時措施。也就是說，阿保機并沒有準備将太子長期留在東丹，使其不能在自己百年之後繼位的打算。相反，以“人皇王”主東丹是耶律倍地位的提升。《義宗倍傳》提到“（太祖）賜（倍）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我們知道，雖然此前太子在禮儀上已是契丹國的第三号人物，但“皇太子”的稱号與阿保機的“天皇帝”和應天的“地皇後”畢竟不在同一層面。而“人皇王”一稱顯然是爲了與“天皇帝”和“地皇後”相匹配。在授予“人皇王”稱号并且擁有“天子冠服”後，雖然太子仍隻是第三号人物，但在禮儀上似乎已上升至與他們相同的層次。同時，我們還注意到，“天地人”概念，恐怕也來自于漢地政治文化。另外，邱靖嘉最近指出，由于渤海深受漢文化影響，有效的統治需要一位漢文化水平較高的親信重臣，在這種背景下太子倍是一個非常合适的人選（耶律倍之漢化詳見下文）。
綜上所述，太祖晚年棄倍立次子說并沒有可信的證據。相反，在《遼史》中有一條證據，可以說明耶律倍确系阿保機指定的繼承人。《皇子表》“寅底石（亦爲阿保機之弟）”條載：“太祖遺诏寅底石守太師、政事令，輔東丹王。”又曰：“太祖命輔東丹王，淳欽皇後遣司徒劃沙殺于路。”這處記載沒有明确寅底石是輔耶律倍主東丹，還是輔佐新皇。從情理上說，象阿保機這樣的雄才大略的開國君主在彌留之際，最牽挂的肯定是他所建立的國家的命運，而此時決定這一國家命運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繼承人。很難想象阿保機會棄大契丹國不顧，而留下關于東丹的遺诏。另外，東丹的中樞機構是中台省，長官是左、右、大、次四相，以左大相居首，而遺诏中寅底石的職任是“守太師、政事令”，這也不象是針對東丹作出的安排。因此，無風認爲，寅底石系受遺命輔佐太子倍繼位。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太祖親手選定的繼承人是太子倍。那麽，耶律倍是什麽樣的人物呢？《義宗倍傳》載：“倍初市書至萬卷，藏于醫巫闾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概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在上引姚坤與阿保機的會談中，太子曾引《左傳》牽牛蹊田說，這說明他熟讀漢籍經典。而且，在上文所引神冊初年遼廷儒佛之争中，耶律倍力排衆議，尊孔子爲“大聖”。又乾亨三年（981）《張正嵩墓志》載：“府君考諱谏，南瀛州河間縣人也。學備張車，才盈曹鬥。從師泗北，授士關西。……讓國皇帝（耶律倍）在儲君，時攜筆從事。雖非拜傅，一若師焉。”此外，《遼史》中耶律疊裏子安抟之傳對疊裏的被殺有較詳細的描述，曰：
太祖崩，應天皇後稱制，欲以大元帥嗣位。疊裏建言，帝位宜先嫡長；今東丹王赴朝，當立。由是忤旨。以黨附東丹王，诏下獄，訊鞫，加以炮烙。不伏，殺之，籍其家。……安抟自幼若成人，居父喪，哀毀過禮，見者傷之。
耶律疊裏當系太子心腹，而從其建言“帝位宜先嫡長”來看，他應當是個深受漢文化熏陶的人，其子安抟“哀毀過禮”的記載也是佐證。
因此，耶律倍無疑是個漢化極深的人，而且是遼代早期極少見的一個在文化層面高度漢化的人。而他對漢文化的廣泛喜好，似乎不是一個從小生活在遊牧部落中，隻在成年後接觸漢文化的人所能達到的。也就是說，無風懷疑，太子倍是一個從小就接受了漢式教育的人。那麽，他爲什麽會接受漢式教育呢？顯然不會是出于主動選擇，雖然耶律倍可能從小就表現出了對漢文化的興趣，但教育方式問題，顯然不是他自己能選擇的。唯一的答案在于他的父親，即遼太祖阿保機。也就是說，很可能阿保機親手爲繼承人設計了漢式教育。
不僅如此，從史料來看，其次子德光亦工漢文，通曉書法。據《太宗紀上》，天顯五年二月，“上與人皇王朝皇太後。太後以皆工書，命書于前以觀之”。十年正月，皇後崩；五月，“上自制文，谥曰彰德皇後”；十一月，太宗幸弘福寺，見觀音畫像，“乃自制文題于壁”。另外，德光身邊也有漢化頗深之人。上文提到參與創制契丹大字并以此出任“文班林牙，領國子博士、知制诰”的耶律突呂不，其本傳曰：
天贊二年，皇子堯骨爲大元帥，突呂不爲副，既克平州，進軍燕、趙，攻下曲陽、北平。……軍還，大元帥以其謀聞，太祖大悅，賜赉優渥。車駕西征（渤海），突呂不與大元帥爲先鋒……班師，已下州郡往往複叛，突呂不從大元帥攻破之。
知其當系德光心腹。而契丹大字以漢字爲其參照，那麽突呂不本人應當通曉漢字。
太祖爲其繼承人及次子設計的漢式教育，在遼代早期的整體文化氛圍中，顯得特别富有深意，無疑帶有強烈的主動性和個人政治取向。阿保機對兒子的未來的設計，恐怕就是他對大契丹國的未來的期望。一個高度漢化的繼承人，其對中原的野心，以及稱帝建元、立皇太子、建皇都、尊崇孔聖等漢化措施，這種種迹象之綜合，反映出阿保機理想中的大契丹國，是一個以中原爲中心的漢化王朝。
契丹崛起之初，中原紛亂，而漠北亦無王庭。也就是說，其時阿保機有兩個選擇，北上占據草原，延續回鹘汗國的傳統，或者南下争奪中原。但遼太祖卻從未真正考慮過前一個選項，他的目光始終投向南方。對于唐末中原局勢，阿保機相當明了。後梁建立之初，他一方面向朱溫示好，乞求冊封，另一方面亦與沙陀李氏交通。在兩虎相争不下的形勢明朗後，太祖索性不再朝梁，于916年稱帝建元，建立了大契丹國。
阿保機所建立的這個北族新政權，一開始就表現出了強烈的漢化色彩。稱帝建元、立太子、建皇都及尊孔等，俱系其證。而他爲大契丹國設立的最終目标，是入主中原。在神冊、天贊兩度率大軍南下克地未果後，他總結教訓，定下了先取漠北及渤海之策。不過，平渤海後他意外辭世，入主中原終成未竟之業。遼太祖親自選定的繼承人是長子耶律倍。他爲太子設計了漢式教育，從這點可以推斷，在阿保機看來，要實現入主中原的雄圖大業，關鍵在于漢化。
也就是說，一代開國之君遼太祖阿保機爲其創立的大契丹國設計了漢化之路。這一選擇，固然是其個人敏銳的政治判斷力之表現，但也應當與契丹長期曆史發展有關。與拓跋鮮卑相似，在建立王朝之前，契丹是一個長期附塞的民族。唐朝前中期，兩度在契丹設立羁縻州府，契丹與中原關系密切。雖然回鹘崛起後，契丹一度依附回鹘，但在回鹘汗國瓦解後很快恢複了對唐朝的貢獻，漢地社會對契丹的影響也逐漸加深。《遼史·蕭敵魯傳》雲：“五世祖曰胡母裏，遙辇氏時嘗使唐，唐留之幽州。一夕，折關遁歸國，由是遂爲決獄官。”據蔡美彪考證，此系契丹專任司法官之始置，這應當歸功于唐制的影響。又據《太祖紀贊》，阿保機之祖勻德實“始教民稼穑”，其父撒剌的“始置鐵冶，教民鼓鑄”，其叔述瀾“始興闆築，置城邑，教民種桑麻，習織組，己有廣土衆民之志”。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漢地政治傳統的接受恐怕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誠然，從文化角度而言，遼初漢化的确并不明顯。不過，文化上漢化的實際程度，與政治上的漢化主張并不必然完全同步。精英人物的政治理念，不必完全受限于社會整體的文化氛圍。對于有爲之君，尤其是作爲開國君主的阿保機，我們不應以常人度之。
當然，主張漢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草原的政治與文化因素。遼太祖應當很清楚，其政權畢竟是一個契丹、而非漢人政權。上文提到，神冊五年制契丹大字，又《皇子表》謂疊剌制契丹小字，而疊剌死于阿保機之前，因此，小字的創造也在太祖時期。雖然契丹大小字均系參照漢字而成，國書的創制也與中原王朝政治有關，但這同時說明，阿保機的契丹意識還是相當強烈的。此外，在上引遼太祖與後唐使臣和姚坤的對話中，阿保機最後談到了漢語問題，他說：“吾解漢語，曆口不敢言，懼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這清楚表明，太祖深刻地認識到大契丹國的軍事基礎正是契丹騎兵，而要保持契丹騎兵的軍事優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必須保持其原有文化傳統，保留其原有政治組織。同時，爲了保證少數族王朝的安全，必須保證契丹人的忠誠，而這也有賴于契丹人身份意識的強化。因此，遼朝體制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多元的複雜局面。如何避免漢化危及王朝安全，如何使漢化與草原本位間保持足夠的張力，不僅是阿保機，也是所有異族統治者面臨的難題。
誠然，阿保機的選擇并非所有異族統治者的共同選擇。但至少表明，異族精英并非天然地排斥漢化。漢化與否，是非漢族王朝統治者無法回避的一個艱難抉擇，也是決定王朝走向及命運的政治決策之一。
那麽總結起來我們可以看到：契丹雄主耶律阿保機對于中原有相當強烈的“野望”，并且願意在很多必要的方面進行漢化，這使得契丹迅速強大，并在耶律德光主政之時幾乎掌握了中原王朝的生死存亡。按照本書中李曜對北方遊牧政權的看法：“漠北草原之上，若有一族興盛而無掣肘者，中原必危。”以及“塞北之地，中原未必不可圖，所慮者，縱勝而難固也，戰而勝之可矣，勝而守之，則實非上策。因勢利導，智者之謀，使二強相争，則中原之幸；使三足鼎立，則中原必盛；使群狼競食，則中原萬世不替也。”[無風注：詳見卷三“宗室秦王”第214章：秦王之尊(廿八)。]可見，李曜對契丹的迅速強大絕不會坐視不理，作爲“一代儒宗”[當然僅指本書劇情裏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條最關鍵的“治國、平天下”不可能隻做一半，因此迅速強大的契丹，是今後他必然要處心積慮設計引導、限制乃至掌控的一個重要方向，着墨于此，絕非離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