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理由很簡單，也很充足：幽州局勢尚不明朗，如果監軍此時去範陽，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雖然陛下未必怪罪，可說出來卻是折了我們河東的臉面，人家會覺得咱們河東連監軍都保不住。再有就是，監軍走到一半又掉頭回去，兆頭未免有些不祥，正巧大王既然命我鎮守河中，那便留下張監軍在蒲州便是，幽州方面等局勢穩定了，朝廷再派一名又有何妨？
李克用根本不知道李曜爲何要留下這位張監軍，反正在他看來，朝廷的監軍制度基本上已經是徒有虛名，誰來監軍不是監軍，不就是個宦官麽，有什麽大不了的？因此自然不會爲這點小事讓自己的愛将心有芥蒂，當下應承下來，回頭就給皇帝陛下上疏一道，說了這事兒。皇帝這時候正感激李克用歸還邠甯，更不可能爲這早就名不副實的監軍問題駁了他的面子，連想都沒想，禦筆一揮就批了一個“可”字了事。
對于“監軍”這個詞，李曜作爲曾經深受某些粗制濫造的所謂曆史電視劇毒害的一個普通觀衆來說，曾經有一段時間十分厭惡，特别是對唐朝和明朝的監軍，有一種莫名的憤恨，因爲一看到這倆字，他就聯想到宦官專權，而宦官專權，在他的印象中，就沒哪一回是好事。
宦官專權其實是唐代中後期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但相比于東漢和明代的宦官之禍，唐代宦官的專權無疑更加了得，因爲他們不僅間接掌握了部分“皇權”也就是中央權力，而且獨以掌控兵權爲标志。有唐一代，宦官對内掌握禁軍，對外出任各藩鎮的監軍。自李輔國起，每一朝權勢最強的宦官必然掌握禁軍，發展到後來成爲“權閹四貴”，就是兩神策軍中尉和兩樞密使。
事實上宦官監軍早在東漢時已有先例，延喜五年，由車騎将軍馮绲上書請設監軍。當時主要是爲防止猜忌陷害的權宜之計，與軍權無關。而唐代起初襲隋制，則是以禦史監軍。這個時期的監軍，也僅是以皇帝特派員的身份常駐方鎮“監視刑賞，奏察違謬”而已，既不是常設機構，也沒有參與指揮軍隊。直到玄宗開元二十年後，才開始出現以宦官監軍。
比如天寶六年，高仙芝軍出讨小勃律，就由宦官邊令城監軍。不過，雖然當時宦官在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影響力，但是還屬于一種臨時制度。但到了玄宗末期，由宦官出任監軍就開始漸漸普及，并且初具規模。到了德宗貞元十一年，開始“鑄監軍印”。監軍置印代表着宦官監軍有了法律保障，宦官監軍也由此制度化。
制度化的表現之一，是宦官監軍由臨時任命改爲常設機構，在朝稱之爲監軍院或監軍使院，設有監軍使和副使。監軍使直接聽命于皇帝，與地方藩帥互爲統屬，互相制約，部下有副使、小使、判官若幹人，同時還擁有自己的親衛兵，也就是牙兵。這一點，李曜在穿越唐朝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在他的印象中，監軍宦官不就是那些個捏腔拿調、打着皇帝招牌胡作非爲的閹豎麽？卻不知道唐代的監軍宦官，不僅地位高、權力大，甚至還有自己的一支軍隊。
正因爲監軍有軍隊，又是代表中央利益，因此經常會與節度使發生沖突，所以反過來說，他們組建自己的牙兵也帶有一定的自衛性質。
至于爲什麽一開始是禦史監軍，而後來則慢慢發展到了宦官監軍，理由當然是很充足的。按照李曜學生時代教科書的習慣性說法，那是“有着曆史的必然”的。[注：詳見附文。]
如果隻說藩鎮方面，應該說宦官在藩鎮監軍的作用，正面作用要大于負面作用。安史之亂後，大唐陷入分崩離析，朝廷爲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藩鎮的勢力随之膨脹，成爲“既有土地，又有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賦”的一元化實體；但是，集地方諸權于一身的藩鎮統帥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權力是有限的，因爲他們必須與藩鎮内的另一巨頭——監軍使共同分享決策權與管轄權，即在藩鎮的内部，其管理實爲“一元雙頭”共治的政治模式。在該模式下，監軍使的存在對藩鎮而言，它既是肩負着抗衡、制約藩帥的“中央代表”，同時也是調和藩鎮内部關系、協助藩帥管理的“合作夥伴”。
首先，宦官監軍發揮了在中央和藩鎮之間進行傳達和溝通的作用。安史之亂後，“方鎮相望于内地”、“天下分裂而無紀”，監軍使作爲連接中央與藩鎮的紐帶，包括“上傳”與“下達”兩方面的内容。下達是指監軍使将中央的“關懷”傳達給藩鎮；而上傳則是監軍使将藩鎮内的重大事務及時上奏朝廷，是皇帝在通過進奏院途徑之外，了解藩鎮情況的另一方法，爲中央的決策提供資訊上的補充，防止因爲信息來源單一而造成中央的決策錯誤。[注：詳例見注釋1]
有此可見監軍使和中央保持了緊密的聯系，時刻報告藩鎮上的軍政大事，這些情報也對中央的決策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其次是監軍的宦官在藩帥的任免上擁有一定的發言權。作爲唐代中後期位權傾一方的地方大員——藩帥，朝廷對其任命與管理極爲重視。通常先要經過“臨軒冊命”的程序，并賜予“雙旌雙節”的儀式，最後，由朝廷以诏制的形式昭告天下。通常情況來說，任命藩帥要經過皇帝與宰相在禦前會議上研究議定，對于情況比較複雜的藩鎮，特别對于有過割據經曆，或者軍将比較桀骜不馴的藩鎮，中央還需要考察所任藩鎮内的反應，主帥的任命往往依“衆議”而定。因此，及時并準确地掌握藩鎮信息對于中央的決策至關重要。由于監軍使常駐藩鎮，對藩鎮内各方面的軍政情況比較了解，所以常常由他們向朝廷傳遞藩鎮上的情況。主帥“有物故者”，往往“先遣中使察軍情”而後授之，有時直接由監軍使向中央推出藩帥的人選。對于中央而言，監軍使的建議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有時甚至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注：詳例見注釋2]
這還沒完，監軍使向中央推薦的不隻是藩帥，還包括藩鎮内的重要官員，有時還包括副使、行軍司馬等。如貞元十二年六月，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風，昏不知事，霍仙鳴薦宣武押牙劉沐可委軍政。辛巳，以沐爲行軍司馬”。
再有一個作用，就是緩和矛盾。監軍使常駐藩鎮，如果隻是傳達上意并向中央回報情況顯然是不夠的，對于唐代中後期藩鎮林立的局面，各個藩鎮之間也有許多的利益沖突，所以監軍使還需要緩和藩鎮間的沖突，調和藩鎮内不同利益群體矛盾的功能。其表現爲保護可能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節将以及安撫士卒等。[注：詳例見注釋3]
還有就是平息叛亂的作用。監軍使，作爲與節度使地位相當的中央特派官員，在藩鎮内部出現主帥病重、亡故或被驅逐，以至于内部出現極度不穩定的情況，或面臨軍将嘩變的威脅，在此情況下，監軍使應當主動地承擔起平叛彌亂的重任，以恢複藩鎮局勢的穩定。[注：詳例見注釋4]
因爲這些穿越到唐朝之後對“監軍”的了解，李曜現在對“監軍制度”已經沒有了早先那種莫名的憎恨，而是更關注監軍本人的品性、能力。當然與此同時，他作爲地方藩鎮首領，對監軍也談不上有太多的好感。
事實上，李曜如今對監軍的态度是：有利用價值，要盡力利用。
而張居翰此人，李曜很清楚，這是一個很值得一用的人才。他年僅二十五六的時候，就在排資論輩風氣極盛的皇宮中做到樞密承旨，繼而升爲内府令，這兩個位置都是那種既會做事、又會做人之輩才能玩得轉的，而他做了，且做得甚好。曆史上他在此之後就出任劉仁恭的監軍，朱溫掌控朝廷大權，逼迫昭宗殺掉各地監軍，廢除宦官監軍制度之時，劉仁恭抗旨悄悄将他隐匿，這也變相地說明他做人做事的能力。而後李嗣昭出鎮，他爲李嗣昭監軍，更是立下莫大功勞，待得李存勖滅粱稱帝，大封群臣。當時宦官馬紹宏與大将郭祟韬資格老，功勞大，二人當爲掌兵權的樞密使。相對而言，馬紹宏的資曆高于祟韬，但他誣殺大臣，收受賭路，作威作福，天下人多怨之。郭祟韬恐伯他掌權之後難于駕馭，便奏請資曆比自己低的張居翰同掌樞密，另委馬紹宏爲宣徽使，馬紹宏因此怨望不已。郭崇韬當時選擇張居翰，也是因爲了解張居翰的個性，果然張居翰深知自己無法與郭崇韬抗衡，因此謹小慎微，最終保住性命。
如果僅僅如此，李曜也隻是當他可以一用罷了，但也未必大用，因爲他沒有擔當。然而後來還有一事，卻可以證明他是有擔當的，此前隻是礙于形勢，不得已而謹慎自保罷了。
那是同光三年九月，後唐莊宗李存勖命太子李繼岌、樞密使郭崇韬出征後蜀，蜀主王衍之弟王宗弼暗地裏向郭祟韬投降，請求封自己爲兵馬留後，郭祟韬許之以節度使之職。
後唐軍至成都，王宗弼遷王衍于西官，收成都尹韓昭、宦官宋光嗣等殺之，将首級送給李繼岌，王衍自知抵擋不住，遂上表乞降。繼岌入成都時，王衍身穿白衣，銜壁牽羊，以草繩系頸，迎降道左。莊宗召王衍赴洛陽，并賜诏書說：“固當列士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結果到了同光四年四月，就當王衍行至秦川驟時，突然傳來了李嗣源在魏州被叛兵擁立爲帝的消息，李存勖慌忙東征平叛。大軍将從洛陽出發時，伶人景進獻計說，李嗣源來勢兇猛，陛下應獅子搏兔，全力以赴。如今太子繼岌遠在成都未歸，陛下跨河東征，國内必然空虛。王衍族黨不少，一旦爲亂，局勢将不可收拾，不如将其殺掉，以免除後思。
莊宗當下便派宦官向延嗣齑敕誅殺王衍，并下诏說：“王衍一行，并宜殺戮。”
張居翰在複查诏書時，認爲王衍既己投降，現在又出爾反爾，把他斬首，實在不合天理人情，便将用書貼在柱子上，将‘行’字塗掉，改爲“家”字，于是“王衍一行。便成了“王衍一家”。
擅改诏書顯然是要冒殺頭風險的，所幸的是，向延嗣根本沒有想到當時唯唯諾諾地張居翰居然有勇氣偷改诏書，因而接到诏書時并未懷疑。更何況當時軍情緊急，羽檄飛馳，李存勖自顧不暇，當然也無心追究此事了。正是因爲這一字之改，後蜀百官及王衍的仆役等一千餘人的性命，才得以保全。
李曜作爲一個後來人，看過無數災難後全國齊心救援中發生的感人故事，深知生命的可貴，因此心中對張居翰的評價頗高。張居翰不倚仗地位招事攬權，冒死更改诏書以救無辜，在宦官中不失爲正人君子。連對道德要求極其嚴格的北宋大文豪歐陽修在論及後唐的宦官時也說：“承業（即張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于人也，苟有替焉，無所不取。吾于斯二人者有所取焉。”
李曜這段時間其實一直在觀察張居翰，隻是這位監軍的确格外謹慎。他來河中監軍之時，本帶了一千牙兵爲護衛，到李曜整編之後，發現李曜自己居然隻留了三千“近衛軍”爲牙兵，第二天就将自己的牙兵分了七百人送給李曜，讓他編入新軍，自己隻留三百人。用他的話說：“有蒲帥鎮河中，巍巍然不可侵矣，留三百防備宵小即可，多亦無用，不如爲鎮兵。”
李曜爲觀察他的真意，當下便表示同意，結果張居翰果然将這七百人送入軍營，自己隻留下三百牙兵爲監軍使府護衛。
而在此後，李曜特意試探，許多事根本不與他商議，直接下令，他也至始至終不發一言，就仿佛自己将自己當做空氣一般。然而與此同時，他卻主動去了幾趟新近正在擴大的河中軍械監，平時則多往田間地頭跑。李曜也裝作不知，根本不曾主動找他，直到昨日決定要去拜祭池神之後，張居翰才第一次來節度使府登門拜訪。
更意外的是，張居翰此來不爲别事，而是建議李曜将河東軍械監的制度照搬用到河中來，特别是農業生産方面，張居翰建議頗多，其中有“河中西、南皆臨大河(黃河)，軍械監農業司可興修水利，以利百姓。”又提到“新産之‘丙型水排’，可堪大用”等等。
李曜驚訝之餘，頗覺欣慰，當時便将自己在農業發展上的一些看法、安排說給他聽。張居翰聽了之後，既敬且喜，主動請命道：“奴婢實不知兵，唯于節帥所言‘農業’之道略有所思，若節帥不棄，奴婢願爲此事奔走一二。”
這等于是完全放棄了對李曜兵權的監督，反倒爲他這河中打牢實力基礎在考慮，李曜略一思索，便應承下來，讓他與新任河中軍械監掌監張敬詢商議、打理此事。張居翰得命，痛快地去了。
諸将已經知道這件事，因此李曜此時忽然出聲問張居翰這個有名無實的監軍對是否出兵西進關中以迎奉聖駕的看法，諸将都是大惑不解。十幾雙眼睛，同時朝張居翰望去。
張居翰似乎自己也未曾料到李曜會問他對這件事的看法，微微一怔，才一臉愕然道：“這……奴婢以爲，節帥忠勇多智，此事必有萬全之慮，因此無論節帥如何決斷，總是不會錯的，奴婢隻管奉命行事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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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1：譬如貞元八年三月，汴帥劉玄佐卒，将佐匿喪不發，德宗聽取監軍使孟介與行軍司馬盧緩立陝藐觀察使吳湊的建議。當吳湊尚在赴汴途中，玄佐“樞将遷，請備儀，緩不許，又令留什物侯新使，将士大怒”。劉玄佐子婿及親兵設法激怒三軍，衙兵、親将擁戴劉玄佐子士甯爲留後。士甯“乃以财物分賜将士，請之爲帥，孟介以聞”。
而張弘靖鎮宣武，屢以厚賞“悅軍士”，弄得“府庫虛竭”。繼任節帥李願，不恤軍将，“又峻威刑，軍士不悅”。長慶二年七月壬午夜，牙将李臣則作亂，驅逐李願，推都押牙李齊爲留後。“戊戌，宣武監軍奏軍亂”。
注釋2：譬如貞元九年十二月，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發動兵變，驅逐“忍暴淫亂”的節度使劉士甯。監軍使朱希顔力薦李萬榮爲宣武節帥，稱：“‘萬榮安無有功，聞亦忠義，甚得衆心，若更淹遲，卻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盡管陸贊堅決反對此議，但未被德宗采納，一年後朝廷真授其爲宣武節度使。
又有貞元十五年二月，宣武節帥董晉薨，以行軍司馬陸長源接任。然“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擅自違反軍中慣例，引起衆怒，長源亦不爲之備，爲亂軍所殺。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爲宣武大将“得衆心，密書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朝廷遂以逸準爲宣武節度使。
注釋3：鹹通中，“南诏寇嶲州，掠成都”，朝廷遷高驕鎮西川。因蜀兵不堪戰陣，故“罷突将月禀并餐錢”，引起軍人嘩變。當時在此防冬的天平軍聞變，出兵格戰，不勝。監軍慰撫之，皆曰：“州雖更蠻亂，戶口尚完，府庫方實”，然高驕盜削軍糧，衆人不堪，由是緻亂。“監軍懼，講解之。取役夫數百，名叛卒，藉斬其首，乃定。
大曆十年(775)二月，河陽三城使常休明，出城慰問防秋歸來的兵士。由于其平日待兵士苛刻少恩，防秋兵與城内兵合謀攻之，休明奔東都，衆推兵馬使王惟恭爲帥，大掠，數日乃定。“上命監軍冉庭蘭慰撫之”。
勘定黃巢之亂，僖宗還京。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複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賞赉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欲收鹽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谕之……‘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爲講解”。
注釋4：貞元十年(794)，義成節帥李融病，軍府委政植。“大将宋朝晏構三軍爲亂，中夜火發，植與監軍列卒待之。遲明，亂卒自潰，即日誅斬皆盡”。
貞元十三年(797)，“義成軍節度使李複疾笃，監軍使薛盈珍慮變，遂封府庫，入其摩下五百人于使衙。軍士恟恟，坦密言于盈珍，促收之”。
貞元十五年(799)二月，宣武軍亂，殺節帥陸長源及判官孟叔度，“監軍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劉全諒使總後務。全諒至，其夜軍複亂，殺大将及部曲五百人乃定”。
長慶二年(822)七月，節度使李願因“不恤軍人”且“以威刑馭下”，由是“群情聚怨”。導緻宣武軍亂，軍将趁勢推牙将李岕推爲留後。汴州監軍姚文壽與兵馬使李質合謀“斬李岕及其黨薛志忠、秦鄰等”乃定。
另附文說一下本書中宦官監軍的曆史背景：
宦官監軍之所以取代了禦史監軍，首先是因爲宦官從性質上來說是皇帝家奴，容易得到帝王的信任。宦官是宮廷中料理皇帝起居飲食、灑掃傳達的侍應，他們朝夕侍奉天子，久而久之，容易與皇帝形成親近關系，相比較與外朝的官員來說，皇帝從心理上容易傾向于信任宦官，認爲他們更容易服從，聽命于自己，不像外臣、尤其是宰相那麽難以搞定——想想當時能夠将皇帝制敕一言封駁，直接将之打回中書省重拟的門下侍中，換了你是皇帝你也不樂意天天看着這麽個老頭兒不是？
後人評論唐朝，有三個皇帝獲得較高評價，分别是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和憲宗李純。這位憲宗皇帝的最大功績是主持削藩，而且取得巨大成就，出現元和中興。這位憲宗皇帝曾貶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他問李绛：“聯出承璀何如?”李绛說：“外人不意陛下邃能如是。”憲宗說：“此家奴耳，向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聯去之輕如一毛耳！”
可見，在皇帝眼中，宦官是家奴，相對于那些勳臣宿将來說易于操控，而且可以任意貶黜。而且宦官作爲皇帝親近之人，有時也的确爲維護皇權出力。
舉個諸位看官熟悉的人物爲例子：上元元年（760年），已經是太上皇的李隆基被逼“遷居”。李輔國戎服領兵而來，被高力士喝止，李輔國上前斬殺了高力士的一個侍從。李隆基和一幹随從都十分驚吓，隻有高力士毫不畏懼，對擋道的士兵大聲喊道：“太上皇問将士們好，還不趕快放下兵器，高呼萬歲！”兵士們被高力士的凜然正氣所震懾，紛紛刀劍入鞘，跳下馬來，向玄宗高呼萬歲。高力士還不罷休，又大聲喝令李輔國：“還不趕快給太上皇牽馬護駕！”李輔國雖然權傾一時，但面對這種情況，也是進退失據，嚣張氣焰頓時被打下去了，隻好乖乖地把玄宗護送到西内太極宮。
再者，宦官作爲刑餘之人，生理上的缺陷使得他們對皇權的渴望和威脅遠不及外朝的官員們來的小，在皇帝與藩鎮節度使的權衡中更傾向于維護皇權，而不像一般朝臣比較容易被地方藩鎮勢力所吸納。雖然自元和之末，宦官威勢日盛，“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但他們并沒有卻而代之，再怎麽變着花樣鬧，所立的始終是李氏子孫。
宦官所立者皆是李氏子孫，它至少确保了李氏天下的延續，避免了唐前期朝臣和氏族勢力左右皇位繼承的情況，從而保證了皇權傳承的穩定。而如果是朝臣權力過大，就有威脅皇權，取而代之的可能，這在唐以前的曆史中就已經無數次出現過。對于唐朝皇室來說，太宗朝的争儲，武後時期的屠戮以及安史之亂的影響都無時無刻提醒着他們要提防那些勳臣宿将。相比較之下，身爲刑餘之人的宦官自然更容易讓皇帝最爲放心。
再有就是，重用宦官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無奈之舉。安史之亂期間及之後朝臣的表現令皇帝非常失望，使皇帝愈發不信任朝臣，不願意再給他們過多的權力。文武大臣衆多的投降變節行爲，使皇帝對臣下的猜忌加深。德宗建中元年先有張涉受賄、又有薛豈盜隐官物。二臣繼以贓敗，自然被宦官抓住把柄，他們說：“南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周邪!”結果是“上心始疑，不知所依仗矣。”
當時唐朝皇帝在任用誰掌握禁軍的領導權的問題上曾十分猶豫不決。宦官典領禁軍最早始于代宗廣德元年，正式形成宦官典軍制度則是在德宗貞元十二年，但是在這期間有很長一段時間禁軍領導權并不在宦官手中，而是在朝官手中。
大曆五年，代宗誅殺魚朝恩後，宦官不再典兵，其後禁軍分别由朝臣王駕鶴和白志貞典領。及至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徑原兵變發，亂兵入京師，德宗逃至奉天，由朝臣白志貞率領的禁軍并未能召集，惟有宦官霍仙鳴帶領百餘名宦官随侍護駕。這一事件打破了德宗倚重大臣的想法，回京之後，他毫不猶豫地就把禁軍交還給了宦官。
想想也是，徑原兵變的關鍵時刻，朝官典領禁軍失職不能發揮應有作用，而宦官卻能保駕護航。作爲中央直屬的禁軍，皇帝在這個問題上不可能随意妄爲，禁軍最終落到宦官手裏與朝官本身的表現不佳有很大關系。由此也形成了權閹出則爲監軍，入則爲樞密的一個晉升過程。
宦官監軍當然也不是都是正面的，有一些監軍的宦官權力甚大，他們牽有時會制軍隊統帥，如嚴緩在太原時，“軍政一出監軍李輔光，緩但拱手而已”。使軍隊不能靈活機動地行動，緻使常常贻誤戰機。所以如果監軍不懂軍事，卻常常于頂軍政，使軍令不能統一，這就會很大程度地消弱了軍隊的作戰能。宦官在軍中“權過節度”，一手遮天，将帥則帷命是從，俯首帖耳。監軍“侵擾軍政，将帥不得專主。”、“大将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疊來揮”。結果使“戍卒不隸于守臣，“城一将，一旅一兵，各降中使監臨”。這些也是曆代史家經常批判宦官監軍的主要弊端，并且也是客觀存在的問題。
但是監軍使與節度使一樣，是作爲中央直接任命對藩鎮實現統治的代表，是國家行使權力的象征。唐代朝廷頒發的诏敕一再強調監軍使監臨藩鎮是“庶邦公事”，由此可以證明監軍使與節度使的權力同樣通過朝廷以頒布诏敕令的形式來獲得的，并昭告天下，因此，監軍使與藩帥分享藩鎮的決策權與管理權并不存在所謂“僭越”或“幹政”的問題。但是兩者之間也确實存在職責界限模糊、職權分工不明，很難分辨。
本書正文中說宦官監軍的負面評價遠大于正面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具有濃厚“正統”思想的儒家士大夫，其内心深處充滿對那些作爲帝王家奴“刑餘之人”的不屑，忽視了監軍使的權力來源是完全合法的這一事實。這屬于個人觀點，一家之言，衆看官請自行理解。
本書正文中還說在平定叛亂，維護皇權上，監軍使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這是真的。他們堅定地維護本鎮的穩定，對于本鎮外的動亂，隻要朝廷發布命令，監軍使總是積極參與，始終與中央站在一起。即便臭名昭著的程元振、魚朝恩之流，他們在王朝遭遇嚴重的社會危機面前，同樣與中央站在一起。程元振，至德中與肅宗“從幸靈武”且“翼衛代宗”，且與李輔國“助(上)讨難”，一度曾“帥兵經略河北”，在代宗的《長流程元振诏》中，雖指責他“性惟兇腹，質本庸愚”，但也不否認其略有“微勞”的事實。
至于魚朝恩，寶應元年(762)的相州之役後，他以天下觀軍容使的身份監臨中原藩鎮，統帥神策軍鎮守陝州。廣德元年(763)九月，吐蕃、黨項入犯京畿，代宗被迫“駕幸陝州”的危難時刻，時“禁軍不集，征召離散”，魚朝恩率“大軍逮至迎奉，六師方振”，立下了迎駕大功，故“帝德之”，由是“深加寵異”。
宦官監軍使，它們作爲朝廷在藩鎮的平衡的力量，廣泛地存在于唐朝中後期的藩鎮之中，有效地遏制了藩鎮進一步走向分裂的勢頭，加強了中央對藩鎮的控制，但也帶來許多消極的影響。例如監軍使舉薦非人者有之，貪贓枉法者有之，統軍無方者有之，妒能忌功者亦有之。由此常常造成政治上的失誤以及戰争中的失敗。需要指出的是，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監軍使的政治品質與工作能力存在着莫大的關系，而不能将此完全歸結爲監軍制度的本身。
所以，不可否認的，在唐代君主與宦官之間，事實上也存在着許多顯著的矛盾與沖突，不過這更多地體現在中央層級，而在地方的現實生活中表現的并不十分明顯。在藩鎮中，監軍使作爲朝廷的代理人，忠實履行中央的使命，宦官與皇權呈現出政治上的共生關系。監軍使對王朝的“忠誠”，實際上反映了宦官對于皇權的依附，他們之間結成牢固地政治命運共同體，特别在王朝遭遇嚴重政治危機的情況下，監軍使總是堅定地與中央站在一起，所以我們很容易舉出衆多的監軍使協助或統帥藩鎮軍、神策軍讨伐地方叛逆的事證，卻很難找出監軍使勾結節度使公開反抗皇權助封爲虐的例子。
監軍使作爲保衛皇權、加強皇權的工具和王朝危機中的一個重要支柱，對于維護中原藩鎮政局的穩定，确保中央對這一地區的有效控制，它雖不能保證大唐江山萬年，但至少在暫時延緩了王朝的滅亡這一點上，應該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