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笉端坐主席，思索片刻，擺擺手，對傳訊之人道：“某已知曉，你且去吧。”
下首一人拱手一禮，悄然退出。
王辯坐在下首席上，看了王笉一眼，問道：“姑奶奶，既然李并帥已然親自過問此事，以他的習慣，隻怕此事便不會再交還晉陽縣衙……”
王笉聽了，并無表示，片刻之後忽然問道：“有一件事，某與諸位叔伯商議多次，往來信函之中，也曾數次論及。此事，我王家後輩們，也十分關心，多次輾轉打聽某等心意。今日某便問你一句……我王家若是當真配合李并帥，在河東爲他張勢，你等如何看待？”
王辯眼前一亮，毫不猶豫道：“自然是好！”
王笉微微眯眼：“爲何？”
王辯道：“李并帥兵雄天下，若得我王氏相助，文人景從，則其勢必然大張，而我王氏有了李并帥之兵威，必然成爲天下第一名門，此雙方皆有好處，爲何不好？”
王笉淡淡道：“你們便都不關心華夷之别麽？”
王辯笑道：“李并帥雖是沙陀人，卻也是歸化人，一樣是唐民，何來華夷之别？”
王笉點了點頭，不再說話。
王辯說的，其實正是此時漢族士人對沙陀人的看法。漢族士人群體對于沙陀“夷狄”建立的政權，從一開始就予以認同并積極參與。史稱唐末“喪亂之後，衣冠多逃難汾、晉間”；“昔武皇之樹霸基，莊宗之開帝業，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圖。故數君子者，或以書檄敏才，或以缙紳舊族，鹹登貴士”。都反映了這方面的消息。
到後唐、後晉、後漢王朝建立後，漢族士人更是積極投入到沙陀政權之中，組成蕃漢聯合政權。漢族士人群體對沙陀政權認同并積極參與合作的态度，與他們對契丹政權所采取的“誓死守節，拒不仕‘夷’”；或“被迫仕‘夷’而心懷貳志”；或“采取隐居的形式，消極地不合作”的态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如後唐翰林學士張砺，陷遼之後，感到“生不如死”，想方設法南逃，“誓死守節，拒不仕‘夷’”；儒士張希崇，陷遼後得到重用，“漸加寵信”，但這種不薄的待遇卻未能使之安心，最終尋找機會殺死契丹将軍，率衆南歸後唐；儒士劉昫在陷契丹後，中途逃跑，匿上谷大甯山中，與躲在這裏的儒士們“結廬共處”，後出山投後唐、依後晉；後晉翰林學士李浣，晉亡後歸遼，被授予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然而他對這些都不感興趣，決意南逃，以治病爲名，“異服夜出”。被抓住後，兩次自殺。等等。
同樣是“夷狄”建立的政權，爲什麽漢族士人群體對沙陀政權和契丹政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态度呢？
唐末五代漢族士人群體對沙陀政權和契丹政權采取不同的态度，首先與他們的國家觀密切相關，而士人國家觀的形成，又與唐朝的民族政策有很大的關系。唐前期的民族政策是什麽樣的呢？
同曆代中原王朝一樣，唐王朝也将周邊的民族或國家通稱爲“四夷”或“夷狄”、“蕃夷”等等。但是，同樣是“夷狄”，性質卻有所不同。《唐律》将蕃夷劃分爲“化外人”和“化内人”兩種，化外人，“謂聲教之外四夷之人”，或“蕃夷之國别立君長者，各有風俗，制法不同。”顯然他們不屬于唐朝“國人”，是外國人；化内人，《唐律》沒有解釋，顧名思義，即“歸化”或“歸附”唐朝的周邊各族，則應當屬于唐國内的少數民族。唐朝對化内人，一般設羁縻府州進行管理。由于羁縻府州“叛服不常”，所以“化内”、“化外”往往是不很固定的，當其“臣服”之時，屬于“化内人”；而當其“叛離”去後，便變成了“化外人”。
對于“化内人”，唐政府又根據其居住地點的不同，将他們區分爲“在蕃”和“入附”兩種。所謂“在蕃者”，即仍居住在原地者，随着他們的“歸化”和羁縻府州的設置，這些地區也就納入了唐朝的版圖；“入附者”則是遷入唐朝境内者，唐一般設僑置羁縻府州進行管理。唐玄宗開元五年曾下诏：“今諸蕃歸降，色類非一。在蕃者則漢官押領，入附者或邊陲安置”。因此一般來說，唐王朝對于“在蕃者”的控制要松散一些，他們的“化外”色彩也就多一些；而對于“入附者”的控制則要嚴密一些，他們的漢化色彩也就更濃一些。
對于“入附者”，唐政府又根據其入附時間的長短而将他們區分爲“熟戶”（或稱“舊戶”）和“新降”。開元九年诏：“諸道軍城，例管夷落。舊戶久應淳熟，新降更伫綏懷。……熟戶既是王人，章程須依國法”《唐六典》中也明确規定：“凡内附後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爲蕃戶也”。“内附後所生子”，當然也屬于“舊戶”、“熟戶”，可見他們已經成爲“章程須依國法”的“王人”、“百姓”了，他們的漢化程度很高，有的已經“同華夏四乂”了。
早在唐高宗永徽年間，沙陀人就歸附唐朝，成爲“化内人”中的“在蕃者”。永徽四年（65），唐在沙陀人生活的地方設置了羁縻府州性質的金滿、沙陀都督府，隸屬北庭都護府。之後，如上所述，790年沙陀人東遷至甘州，臣屬于吐蕃，由“化内人”變成了“化外人”。元和三年（806），沙陀人又舉族内遷，成爲“化内人”中的“入附者”。李克用及其父親朱邪赤心（李國昌）都屬于“内附後所生子”，可見他們早已都是“章程須依國法”的“熟戶”、“王人”、“百姓”了，是唐國内的少數民族。沙陀人從内遷以來，雖然保留着以血緣爲紐帶的部落組織，但他們始終是作爲唐朝的臣民。李克用祖父朱邪執宜在内附以後曾擔任陰山府兵馬使、陰山府都督等職務，這是屬于羁縻府州性質的機構，如果說多少尚有一些“化外”色彩的話，那麽從他的父親朱邪赤心（李國昌）先後擔任的朔州、蔚州刺史和雲中、振武節度使，到李克用本人擔任的河東節度使，則已經完全沒有了這種色彩。所以，盡管李克用統治的核心和骨幹由“沙陀三部落”和代北“五部之衆”組成，時人甚至将“深目而胡須者”作爲李克用河東軍的特征，但李克用仍然是唐王朝的地方大臣，河東節度使仍然是唐王朝的地方政權，士人認可并參與這個政權，與他們認可并參與唐朝其他地方政權并無兩樣。
這可以打一個比方：如果美國兩黨推舉一名數代生活在美國且本人也在美國出生并一直生活在美國的華裔爲總統候選人，美國人民是不會将這個華裔看做是中國人的，他們會認爲此人完全有資格參加總統競選。李克用在河東的性質，跟這個差不多，頂多是說有一部分人可能有“民族歧視”。但如同奧巴馬身爲黑人能成爲美國總統一樣，沙陀人雖然“民族地位不高”，但不影響他在有實力的情況下身居高位。
契丹的情況則有所不同。雖然契丹與唐的聯系要早于沙陀，早在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唐就在契丹部落設置了遼州，貞觀年間又相繼設置了昌、師、帶等州及松漠都督府，唐并賜予契丹酋長窟哥李唐“國姓”。之後，唐又一再嫁公主與契丹酋長，一部分契丹部落也内遷至營州、幽州一帶，甚至一度遠遷至青州地區，成爲唐朝的“王人”、“百姓”。但是，契丹人在整體上并沒有遠離故土成爲“入附者”，契丹酋長們也隻是擔任了多少帶有一些“化外”色彩的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随着契丹與唐的關系幾度惡化，羁縻府州旋置旋廢，特别是安史之亂後，東北地區的羁縻府州蕩然無存，契丹人除一小部分留在河朔藩鎮并逐漸漢化外，絕大部分“在蕃者”實際上已經脫離了唐王朝的統治，即由“化内人”又變成了“化外人”，他們有自己嚴密的部落組織，并且向着國家制度方向發展。耶律阿保機重用漢族士人，康默記、韓延徽、韓知古等漢族士人都得到了他的賞識和重用，然而他所創立的遼王朝畢竟與中原王朝沒有任何隸屬關系，屬于“蕃夷之國别立君長”、“各有風俗，制法不同”者，于是，在漢族士人看來，它當然是“化外”“夷狄”所建立的政權了。所以，士人群體對沙陀政權和契丹政權采取的不同态度，實際上反映了他們的國家觀，即在他們看來，沙陀人是唐國内的少數民族，屬于唐人；而阿保機建遼時的契丹人則屬于外國人。
所以雖然在今人看來，無論是沙陀人建立的政權，還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權，都是中國曆史上的政權。然而在當時人看來，它們畢竟屬于不同的性質。
半晌，王笉才道：“某知道了，此事某會與諸位叔伯再議，說不定……要去一趟長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