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峰這邊不費吹灰之力便拿下了懷、慶兩州，與其同一天離開臨潢城南下的趙晨那邊進展也很順利。就在王峰的報捷文書送到臨潢城的同一天，趙晨也奪取了饒州長樂城，期間隻遇到了守軍的輕微抵抗。與此同時，吳鵬也派人送來消息，報告遠離臨潢府主戰場且消息傳遞不暢的甯州城防備松懈，自己已率本部兵馬不戰而下該城，在稍作休整後，将于兩天後殺向相距不遠的豫州。豫州那邊的牧奴鄉丁雖較甯州爲多，但也不過是千把之數，再加上甯州這邊有漢人牧民自告奮勇前往豫州城，暗中聯絡那裏與自己相熟的漢人來協助周軍攻城，自己必可一鼓而下。估計至多再有十天時間便能返回臨潢城，絕不會誤了王峰所部草原突擊集群的行動。
接到三路“掃蕩大軍”的報告，得知大家行動皆非常順利，楊新心中自然也很高興，一面去信鼓勵，一面加緊臨潢城及祖州兩地戶籍、府庫的整理與盤點，加緊漢人、渤海人鄉丁的裁汰和整編，爲日後文官們的接受和治理做好準備。
十天後，建隆七年陰曆五月初一，南路趙晨的信使再次進入臨潢城，報告該部經過短暫激戰，粉碎廣義城三千守軍的抵抗，拿下了這塊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機之妻、被尊稱爲“應天大明地皇後”、曾經臨朝稱制、在契丹朝堂之上叱咤風雲的一代名後述律平的出生之地，取得了掃蕩作戰的第二場勝利。
盡管南路偏師連戰連捷，可楊新卻遠沒有接到該部第一份捷報時那般高興。這當然不是說楊新對趙晨的表現不滿意，實際上前者對于出自穿越團隊“後備力量培訓班”的後者既看重亦贊賞，其之所以心情不佳卻是因爲按估計原本應該已經出現在臨潢城下的吳鵬所部到現在依然沒有一點消息。
按理說，戰場形勢瞬息萬變且部隊行軍也可能忽快忽慢，估算的時間經常會出現偏差，未在預計的時間抵達屬于正常現象，深知這一點的楊新最初原本也沒有太在意。可是，當幾路往甯州方向進行一般性打探的偵騎回報說，自己已經前出近八十裏，卻依然沒有現吳鵬及其所部千餘兵将的影子後，就由不得楊新不擔心了。畢竟臨潢城距甯州也不過才二百四十裏，就算吳鵬所部走得再慢，偵騎也該遇到他們了；就算真是因爲某些事情耽擱了行程，也該有信使前來禀報，說明情況才對——吳鵬雖然在“清園”兄弟中排行三十一，可今年也已經三十八周歲，年近不惑了。他或許會爲多立些功勞而積極争取各種機會，卻并不是一個做事草率、不顧及别人的人，不會在明知道二十五哥一直惦記着自己而自己又耽擱了行程的情況下，連個報平安的信使都不派的。如今卻是既看不到人馬也沒有信使，那麽唯一能解釋得通的，就隻有前者遇到了意外，不但耽擱了行程，而且連信使都來不及甚至是無法派出了。于是，心中越來越不安的楊新立即做出部署，将原來的幾路偵騎小隊增加到了幾十路，打探的範圍也從臨潢城周邊最遠八十裏擴大到了最遠一百五十裏以上。
最終，在大規模搜索後的第三天，也就是在距離吳鵬上一次報告不戰而取甯州後的第十三天後，一路已經前出到臨潢城東北近一百八十裏的大福河（海哈爾河）畔的偵騎在岸邊現了兩名身上中箭、昏迷不醒的己方信使。
經過一番搶救，一名傷勢較重的信使不治身亡，而另一名被救醒的信使卻向負責這支偵騎的騎兵排長報告了一條令所有人震驚的消息——大周開國男、右威衛上将軍、殿前司步軍副都虞侯、北伐左路軍都虞侯吳鵬在豫州城與萬餘契丹軍遭遇并被團團圍困在城内，如今已是危在旦夕。
消息傳到臨潢城，楊新的第一個反應卻是信使在謊報軍情。實際上，漫說是楊新，就連找到信使的那位騎兵排長剛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也認爲對方在胡說八道。因爲，自打在永州長甯城圍殲了契丹上京留守韓匡嗣的五萬大軍、在臨潢城消滅了一萬契丹守軍後，北伐左路軍從楊新、王峰、吳鵬以下到每一名普通兵士，都認爲臨潢府乃至整個上京道已無契丹軍重兵集團——而這也是當初楊新敢于同意吳鵬隻率千把人就去進攻甯州和豫州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是以，初聞吳鵬被契丹上萬兵馬圍困于豫州，楊新自然不會相信。
隻是，事實就是事實，無論楊新願不願意相信，都不能改變它。随着前來報信的騎兵排長将從信使身上得到的吳鵬親筆密信及随身信物遞到楊新手上，後者心中最後一點希望也就此破滅了，取而代之的是懊惱、擔心和内疚。
不過，出現這樣的情況實在是怨不得楊新。一來，吳鵬此次出擊甯州和豫州乃是其自己極力請求的，并非楊新主動安排。二來，契丹上萬兵馬突然出現在豫州而未被事先覺，原因是多方面的，責任也不能全算在楊新一個人的頭上。
說起來，吳鵬被困豫州的原因很是複雜，其中既有連番大勝之後的輕敵，也有對烏古敵烈統軍司及西北路招讨司兩司兵馬救援臨潢府能力的估計不足，同時還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在裏面。
輕敵思想使得楊新等人對草原方面契丹人動向的打探相對薄弱、松懈，且将這一方面的偵察重點放在了懷州、慶州方向，以至未能提前現自甯州、豫州進入臨潢府的契丹軍；對烏古敵烈統軍司和西北路招讨司兩司兵救援臨潢府的能力估計不足，使得楊新等人做出錯誤判斷，認爲臨潢府左近、周邊已無契丹成規模兵馬，以緻竟會同意吳鵬隻帶千餘人且其中隻包括“遊騎兵營”一個連的情況下遠離北伐左路軍主力作戰；而最終對吳鵬所部被圍起到直接作用的，卻是負責傳遞遼穆宗耶律璟聖旨的那幾隊信使的命運。
身在“春捺缽”的遼穆宗耶律璟得知周軍大舉北伐的消息後，在随駕重臣的建議下，接連出幾道聖旨，命令上京留守韓匡嗣堅守臨潢府、命令西北路招讨司及烏古敵烈統軍司派兵支援臨潢府，并着重強調要保衛好太祖陵寝、命令東京留守耶律和裏調集本道兵馬，一方面增援“春捺缽”，一方面加強遼陽府防禦。結果，負責向西北路招讨司及烏古敵烈統軍司、向東京留守府傳遞命令的信使由于繞開了臨潢府的戰場區域得以順利完成任務，将聖旨交到了接旨者手中。而負責給韓匡嗣傳旨的信使卻因爲正好經過永州附近，不幸成爲了遊弋于永州周邊的周軍偵騎小隊的目标，在離臨潢城還有近兩百裏遠的地方一命嗚呼，根本沒有将聖旨送到。
于是乎，韓匡嗣及其手下文武官員在争論多日後，做出了與聖旨相悖的決定，被反水的蕭達祥引到了永州城外，全軍覆沒。而接到聖旨的西北路招讨司及烏古敵烈統軍司卻決定遵旨而行，冒着草原諸部族趁機反叛的風險，在已經向臨潢府派出兩萬多兵馬的情況下，再次集結起了一萬五千大軍，前去增援接旨之前剛剛來信救援的耶律沙所鎮守的祖州，以保大遼太祖的陵寝不受騷擾。更爲重要的是，爲了避開周軍可能的阻截，這支增援的契丹軍沒有選擇距離近且易走的慶州、懷州路線，而是舍近求遠的繞道豫州、甯州路線，以求能夠出其不意的出現在周軍背後，打對方一個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