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距綿州二百餘裏，即便因爲蜀地道路難行，部隊行軍的速度比不了中原地區。但對于常年生活在這裏的蜀軍兵士來說，這樣的距離六天時間也足夠走完了。更何況此番北上乃是增援，正所謂“救兵如救火”，就算不能一天走上六、七十裏地，咬咬牙走五十裏也不是什麽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可以說，如果将帥用心、士卒用命，這支援軍是完全有機會在周軍圍攻劍門之前趕到那裏與王昭遠彙合，從而增強蜀軍實力、堅定将士信心，劍門之戰蜀軍未必就會輸得那麽慘。可惜的是，這次帶兵增援的一個是隻知嬉戲遊玩的太子孟玄喆，一個是多年未曾征戰，早被朝堂上阿谀奉承的環境、奢靡享樂的風氣腐蝕掉雄心壯志，再無當年英勇敢戰、橫刀立馬之氣魄的侍中李廷珪。
結果，這兩個人在增援的路上，一個日夜與自己的姬妾和那班伶人戲子肆意嬉鬧玩耍，一個則陪伴左右，盡顯阿谀奉承、溜須拍馬之能，不但對前方的戰事漠不關心，甚至連本部兵馬的行軍、紮營、後勤補給、糧草供應等需要主帥關注的問題亦是不聞不問、毫不在意。再加上這支援軍本就是臨時從成都城内招募的青壯組成，缺乏必要的訓練，更無作戰經驗。于是，援軍自成都出發時便毫無精兵氣象，待到進入鄉野，沒了士紳百姓的指指點點，其軍紀就變得更加渙散。漫說與精悍強勁的周軍相比，隻怕連一些成了氣候的山賊草寇、綠林武裝都比不上。若不是其打着官軍旗号，估計早就有沿途百姓去向官府報告說有山賊下山、意欲打家劫舍了。
這樣的将帥、這樣的兵将恐怕連剿匪都不夠格，更不要說去和天下第一強軍進行對抗了。是以，當從前方敗逃下來的蜀軍潰兵那裏得到劍州已失、王昭遠、趙崇韬被擒，其所部三萬人馬全軍覆沒的消息後，剛剛抵達綿州的太子孟玄喆和侍中李廷珪便當機立斷，決定即刻撤軍回成都。
盡管連敵軍的人影還沒有見到就撤退實非大将風範，但一來孟玄喆也好、李廷珪也罷，都算不得真正的将領，做出這種望風而逃的事情來，并不會有多少心理負擔。二來，若孟、李二人真以所率領的這支組建不過數日的新軍去和周軍對壘，隻怕敗得會比王昭遠所部還要慘，搞不好這萬餘人會全軍覆沒、無人幸存。因此，避戰撤退對這支新軍的兵将來說，倒不失爲一件好事——雖然名聲不好聽，但至少保全了性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避戰撤軍的命令可能是自成都北上以來，孟玄喆和李廷珪所發出的最有價值，也最正确的一道帥令了。
隻可惜，似孟玄喆和李廷珪這般不靠譜的人，從來都不會依照常理辦事。不知道是腦子裏那根神經搭錯了線，還是頭天晚上喝酒喝多了還沒醒，又或者是怕不戰而退，連敵人的影子都沒有看到就撤回成都會被主上和滿朝文武責難、會被成都的士紳百姓唾罵，所以就在發出避戰撤退令的同時，一路上原本隻知道一味奉承阿谀的李廷珪突然向孟玄喆主動進谏起來。
李廷珪提出，周軍此來路途遙遠，加之入蜀道路崎岖難行，其後勤辎重糧草運輸極其困難。而蜀地多年未有戰事，臣民安居樂業、物阜民豐，無論是官府還是百姓家中都有不少的存糧。這些糧草一旦被周軍奪去，勢必會大大緩解周軍糧草辎重轉運之困，于大蜀絕非好事。與其留下這些糧草資敵，倒不如趁周軍尚未趕到時一把火燒掉，堅壁清野。屆時，周軍不能籌糧于蜀地、以戰養戰，辎重糧草難以爲繼，其勢便不會長久，最後隻能罷兵休戰，撤出蜀地。如此一來，不但朝廷危局可解，而且若是布置得當，或許還能趁着周軍慌亂撤退的機會随後掩殺一番，以報興州、劍門之仇。
而一路上向來我行我素、恣意妄爲的孟玄喆，這一次卻不知是想搏一個從善如流、虛心納谏的名聲，還是同樣存了給自己畏敵避戰之舉進行遮掩的目的，對李廷珪的建議不但全盤接受，而且還自作聰明的加上了一條，下令在焚毀糧草的同時，連百姓們的房屋、官府衙署等等建築也一并燒掉，以焦土政策來遲滞周軍的攻勢。不給其留下一粒糧、一間屋，要讓其在無糧可食、無屋可居的同時，還得時刻防備着那些失去糧食和居所的本地蜀人去奪他們的糧食、去搶他們的帳篷。
随着撤退和燒屋毀糧的命令下達，後蜀援軍匆匆拔營起寨。與此同時，綿州城内及自綿州到成都北面門戶漢州的一路上亦是濃煙滾滾、火光沖天，房焚糧毀、滿目瘡痍，哀鴻遍野、怨聲載道，沿途許多城池州縣、集鎮村莊接連化爲一片片焦土，宛如人間煉獄。
正所謂“有壓迫就會有反抗”，孟玄喆和李廷珪如此倒行逆施，非但沒能阻擋住周軍的兵鋒，反而将自己的士紳百姓激怒。于是，很快便有一些集鎮、村莊将青壯組織起來護鎮、護村，與前來燒屋毀糧的官軍對抗，保衛自己的家園；很快亦有一些州縣的官員和守将下令嚴守城池，甯可事後向朝廷請罪、接受處罰，也要拒絕經過的這支所謂朝廷官軍進入城内；此外，還有一些家園被毀、衣食無着的百姓則怒而北上，前去投靠正洶洶而來的周軍，或爲周軍帶路、或要求從軍入伍，以便向那些令自己家破人亡的兇徒複仇——後蜀這支援軍面對周軍膽怯畏戰、不敢抵抗，面對手無寸鐵的蜀地百姓卻毫不手軟，一點也不吝惜手中的鋼刀，自綿州一路下來有衆多百姓成爲了其刀下冤魂。
對于蜀地士紳百姓的主動投效，伐蜀北路軍自然是求之不得。在經過一番甄别與審核之後，一部分熟悉山川地理、州縣道路的蜀人被安排到先鋒部隊擔任向導，以補充周軍地圖的缺失和錯誤；一部分身體強壯、孔武有力的則在經過簡單的訓練後，被分發給武器，編爲兩個“保安軍”特别獨立團，參與周軍的行動，充當伐蜀急先鋒。此外，爲了防止因爲饑荒而出現流民潮，影響治安、影響地方穩定，唐潮和穆特爾在派遣部分“保安軍”協助本地官府維持治安與秩序的同時，還拿出一部分軍糧和帳篷分發給本地官府，讓他們來赈濟已無糧可吃、無房可住的本地士紳百姓，幫他們度過最難捱的一段時間——單從這一點上來說，孟玄喆和李廷珪或許從某種程度上實現了他們施行“燒屋毀糧”、“焦土抗周”的目的。可問題是，周軍用來赈濟本地士紳百姓的糧草和帳篷全都來自于對蜀地和蜀軍的繳獲，并未對周軍本身的供應造成任何影響。不知道孟、李二人及後蜀君臣知道這一真相後會作何感想。
更爲重要的是，孟玄喆與李廷珪的諸般惡行還令後蜀君臣徹底失掉了民心。如果說周軍伐蜀之初，蜀地士紳百姓多數還心向後蜀朝廷，還會幫着蜀軍與周軍對抗，還會敵視侵入自己家園、搶奪本國土地的“外人”。那麽，通過之前周軍連戰連勝、蜀軍連戰連敗所表現出來的雙方實力上的懸殊差距，以及親眼目睹、親身經曆了孟玄喆和李廷珪等人“燒屋毀糧”“焦土抗周”的惡劣行徑之後，蜀地士紳百姓對後蜀皇帝、對後蜀文臣武将、對整個後蜀朝廷已經極度失望。即便那些沒有直接深受其害的士紳百姓們可能不會像綿州等地的百姓們那樣直接投靠周軍、爲周軍服務甚至轉過身來與蜀軍作戰，卻也不再繼續信任和支持自家的朝廷和軍隊，而是抱着坐壁上觀甚至是樂見其成的态度，等着看後蜀政權在這場必敗的戰争中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滅亡的。
正是在這樣的民心向背的轉變之下，暫時駐紮綿州進行休整，并幫助當地百姓度過難關的伐蜀北路軍與暫時駐紮遂州進行休整的伐蜀東路軍通過信使建立起了彼此之間的聯系，并按照當初的計劃，約定雙方于建隆五年陰曆三月二十兩軍會師、合攻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