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說，這樣的軍隊，不要說進行北伐收複失地了，連自保南明也都是難上加難了。
弘光這個南明朝廷，就是由武将擁立和操縱，皇帝和文官們從來駕馭不了武将。武将既不以是否爲國出力受賞罰，而是靠挾制朝廷加官晉爵，一旦形勢不利，就會倒戈相向，保全自家富貴。
總而言之，南明立國之初，底子就沒有打好，作爲關鍵人物的史可法沒有斷然決策迎立福王朱由崧，利用皇權穩住大局，收拾殘疆，是重大的失策；朱由崧眼看有當不上皇帝的危險，急忙派人召鎮将擁立，授以“定策”之名。從此武将專政，國已不國。
而軍閥之間又是矛盾重重，勇于私鬥，怯于公戰；文臣或依附某一軍閥爲靠山，或束手無策，放言高論者有之，引避遠遁者有之，隻能坐看江河日下，國土淪喪。
此外，文臣們的内鬥也是愈演愈烈。
在明末，黨争已經成爲朝政的“主旋律“。它貫串于萬曆以後整個朝廷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續到南明。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間黨争基本上限于在朝、在野的官紳當中；随着弘光朝建立以後。軍閥勢力介入，朝中文臣往往以武将爲靠山，使黨争變得更加複雜尖銳。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黨争是導緻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弘光朝從醞釀建立開始，就發生立福、立潞的争議，實質上是不同利益集團爲争奪新政權壟斷地位的一場争鬥。
弘光即位以後，全國其實已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态，大平、大順、以至張獻忠的大西政權都面臨一個争取人才爲己所用的問題，弘光政權也不例外。
在争取人才方面，史可法是比較清醒的。當他起草監國诏書時，原稿起用廢臣一款内有“除封疆（指任職期間所管地方失守）、逆案、計典、贓私不準起用”一語，他認爲“國事之敗壞非常。人才之彙征宜廣，未可仍執往時之例”，把這句話删去。可是當一兩天後正式發布時，連史可法也不知道是怎麽回事。仍照原本發出。
要知道。現在全國有經驗的官員是屈指可數的，所以在這時候，應該按照三國時期曹操所制定的“唯才是舉“來籠絡人才，而那些人才的小毛病就應該暫時先放在一邊。
可是南明的這個做法，立刻把這些身有瑕疵，卻有能力的官員都拒之門外，推向了敵對勢力的這一邊了。
可是集中于南京附近，江浙人文荟萃之地的一批官員（他們大多是東林——複社人士）有一個如意盤算：一方面趁着北都陷沒。朝臣除極少數“死節”以外幾乎都投降了大順和大平政權成爲“從賊僞官”；另一方面又以不準起用“逆案”等舊例爲理由，阻擋另一批在野官紳入仕。這樣可以爲自己控制從中央到地方的全部要津鋪平道路。
由于曆史的原因，這些東林——複社官員擔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勢。然而朱由崧不得不憑借武将們的支持登上帝位，由此形成武将無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武将們的遙控朝政，使東林——複社黨人壟斷朝政的圖謀遭到重大挫折，這本來是他們自己種下的苦果。
然而，一貫以清流自命的東林——複社骨幹從來不肯承認自己私心自用，而是集中火力攻擊後來起複的阮大铖等人，似乎事情全壞在這些人亂政，掀翻逆案，正人君子連袂而去，衆小翩翩入朝。當然，阮大铖這些人在黨争方面其實與東林——複社官員是一丘之貉。也就是比較一下誰更爛罷了。
其實在弘光初立的時候，大臣多是東林—複社人士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可這種局面沒有維持多久，姜曰廣、高弘圖、張慎言、劉宗周等人相繼被排擠出朝。可這并不是阮大铖這些人推翻逆案的結果，完完全全都是爲了争權奪利，官員們互相傾軋的結果。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那些緻仕回家的大臣根本沒有料到大平軍會迅速南下。他們原以爲可以雍容有度地在家鄉或借寓之地（如張慎言）過鄉紳日子，等待朝廷局面改觀時再東山再起。留一個以退爲進的後手。不過，這些大臣們再一次失算了。
于是在朝廷中，大臣們矛盾激化，每日進行着曠日持久的唇槍舌戰，反而置國事于不顧。一些有識之士也感到國難當頭，應當捐棄門戶之見。可是這種有益的建議立刻被淹沒在互相攻讦的奏章中了。于是，弘光朝廷一直是在大臣和軍閥的鈎心鬥角中苟且偷安，在内讧中粉墨登場，在内讧中苟延殘喘，也不知道會不會在内讧中分崩離析。
所以當吳世恭看完了這些《情報彙總》以後，心中是大定，南方的南明小朝廷也是不足爲懼了。
雖然現在的南明兵力還是很“雄厚”，左良玉有着近二十萬兵馬；黃得功有着三萬五千人；高傑有着三萬部隊，但其有着騾馬近九千；劉良佐有着二萬三千多人馬，還有一些南方的地方部隊。
但大平軍安排在南方的十幾萬部隊和地方武裝，足以抵禦他們的進攻了。再說，現在的大平朝的戰略重點，并不是在南明弘光朝，而是在北方清軍這一邊。
當時趕到京城以後，汝甯軍也組織了追兵去追趕出關的清軍。因爲騎兵也不多，又忙着安定京城附近的局面，所以最終汝甯軍也沒趕上清軍出關的大隊人馬，救出來的漢民也隻有一萬多人。(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