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次召見多少有些成果的。當日，崇祯皇帝诏封餘子琏、吳世恭、吳三桂、唐通、左良玉、黃得功等六位比較有實力的督師和總兵分别爲伯爵，其他在各處掌握兵權的總兵官們也都升了級。這雖然有明顯的谄媚軍閥之嫌，畢竟是大難臨頭，不得不然。
至于封爵升官的目的當然是想讓武将們爲自己拼命，所以在封爵的同時，崇祯皇帝命督師餘子琏、蕩寇将軍吳世恭、薊鎮總兵唐通和山東總兵劉澤清立即率所部進京勤王。
初九日，崇祯皇帝終于顧不上關外的得失和自己的面子問題，下令放棄甯遠，命薊遼總督王永吉和吳三桂統兵入衛京師。但這時候已經爲時已晚，大順軍正好在這一天占領宣府，離京城隻有四五百裏的路程了。
于是距離京師最近的唐通最先率部來到北京，實際上他也是唯一一位趕上了勤王的将領。十二日，他帶的八千士兵屯軍在齊化門（即朝陽門）外，并且立即陛見了皇帝。
崇祯皇帝總算見到了一支救兵，歡喜異常，又是賜宴，又是賞銀，說了許多嘉獎的話，賞給唐通白銀四十兩（沒寫錯），其所部兵丁每人銀五錢。
崇祯皇帝本來的意思是要讓唐通部駐紮在北京城外抵禦敵軍，還派了太監杜之秩作爲唐通部的監軍。但唐通爲此大爲惱火，對人說：“皇上晉我太師。封我伯爵，卻又讓内官在我頭上節制我，我還比不上一個奴才呢！”于是上疏說兵少不便于平地野戰，應去居庸關設險待敵。而後也不等朝廷批複，竟自帶上隊伍走了。
當年己巳之變，京師第一次戒嚴的時候，袁崇煥率部千裏馳援，兵力雄厚，卻不能不時時處處震懾于朝廷的威嚴，生死與奪聽憑天子之命。而現在。一個隻有八千人馬的小小總兵官就如此驕橫跋扈，崇祯皇帝追今撫昔，真是不勝感慨。
但事急從權，因爲還要用這些武将，也就無可奈何。他隻希望唐通能在居庸關擋住李自成的大順軍。至少能抵擋一些時日，以便更多的勤王之師趕到。
但其他的勤王部隊卻一直不見來到。向南方派出的信使都如羊入虎口般。渺無音訊。根本沒任何消息回傳。而遼東的吳三桂因爲在關外有許多軍民需要安置，拉家帶口又行動遲緩，直到七月十六日才入山海關，可此時京城已經無救。
至于鎮遠城餘繼的狼嘯鎮，因爲要接收甯遠這座空城，非但不能抽出兵力入關。反而自己的兵力也變得單薄。而且餘繼謹記着吳世恭要他們紮根關外的命令，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放棄鎮遠、甯遠這兩城，所以也隻能對京城的危局視而不見了。
七月中旬，京中已是一片大亂。許多住在京城但不在現任上的官員和大批官員的家眷不顧禁令紛紛想要出城向南方避難。普通的士民工商也不乏想要出逃的，城門口大小車輛已經變得擁擠不堪。
可是崇祯皇帝怕大批逃亡擾亂軍心民心，更怕大順軍的奸細大量混進城裏，所以決定關閉城門，不許随便出入，有些城門甚至用磚土堵了起來。他還上谕兵部：“敢有論言惑衆及私發家眷出城者，擒治。”但除了這些措施之外，也就再别無長策。他仍然在不停的召對朝臣，但每次都照例毫無結果，想到命運的不濟和朝臣的可恨，他也每每不禁悲從中來，接連幾日都是痛哭着回宮的。
十五日，前幾天還表示過忠心耿耿的唐通和他的監軍太監杜之秩在居庸關向大順軍投降，京師西北的最後一道屏障不複存在。這一天，大順軍權将軍劉宗敏已經把檄文送到了京城，說是“定于十八日入城。”
于是大明朝廷連忙把京師主力部隊“三大營”安紮在齊化門外，準備在城東迎敵，城西則拒守。但京營總督襄城伯李國桢對如何守城毫無定見，隻是坐在城樓上，凡事都聽提督太監王承恩的指揮。而守城的士兵大多都是京師豪門子弟雇傭貧民替代的，既無鬥志又乏訓練，加上缺糧缺饷，士氣低落已極。
北京城是一座極難守禦的城池，因爲它簡直就太大了一些。如果有十萬兵力，才可堪堪守衛住外城牆，而且面對着敵軍集中進攻，可能城牆的某一處就會不堪重負，被敵軍突破。所以以往守北京城的方法，都是把大軍駐紮在北京城外，依托城牆上的火力，不讓敵軍靠近城牆以阻止敵軍的攻城的。
而現在京營總督襄城伯李國桢也是依循着故例來守禦北京的。但他完全沒考慮到實際情況，京營的将士已經是軍心渙散，站在城外，不要說戰鬥了，就是不逃跑也根本做不到。所以李國桢是白白的把這些寶貴的兵力浪費掉了。
李國桢應該索性把三大營都撤入城内，依城死守，說不定還能創造一個奇迹。畢竟那些京營将士可以在城牆的掩護下作戰，膽氣也會大上一些。再加上身居城内也無處可逃，那麽最後也就隻能和李自成的大順軍拼命了。
十六日，崇祯帝仍然按照原來的日程安排召見了在京考選的地方官員。這時候城外軍情急如星火，照道理是應該停止這些不急之務，但早朝的時候群臣相顧不發一語，他自己也不知該做什麽事情，與其枯坐焦心，不如有點事幹。
但在召見的時候，考選官員們已經察覺出皇上的表現頗爲異常。他對被召見的人又提出如何籌軍饷，如何安人心這些老問題，卻無法集中精力聽官員們的絮叨，一會兒左顧右盼，一會兒無緣無故地笑笑，一會兒又親手磨墨、斟茶，完全沒有了往常那副莊重嚴峻的樣子。(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