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打得過李自成，那麽洪承疇肯定也是位很有能力的軍事統帥了。所以吳世恭就把洪承疇的名字給牢牢地記住了。
不過吳世恭也有些納悶，現在的邸報中，怎麽闖王的名字叫做高迎祥呢？而李自成卻變成了闖将了呢？反正這個問題也難以搞明白，也就暫且擱置。
另一點推測就是：洪承疇的立功，已經引起了崇祯皇帝和朝廷的各位大臣的猜忌和防備。因此，他們并不給洪承疇以授權，讓他可以帶兵進入山西剿滅農民造反軍隊的主力。
鄭淩當然也提供了相當多的證據，而且這些證據也都是來自于邸報中流露出的蛛絲馬迹的。吳世恭一看以後确實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确實如鄭淩所推測的一樣，洪承疇這隻老虎現在卻被明朝朝廷捆在了陝西境内，不能夠跑出來啦！
吳世恭是不知道，這其實有些冤枉了崇祯皇帝，而做出這些安排的正是新任首輔溫體仁。溫體仁現在正處在春風得意的時期。他與崇祯皇帝也處在蜜月期。
我們已經知道，溫體仁是位一心爲“國事”的人。不貪财好色、不結黨營私，在道德上堪稱楷模，因此，任何政敵都難以抓住溫體仁的小辮子。
當然，溫體仁的“國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鞏固自己的首輔地位；第二位的就是迎合崇祯皇帝；到了第三位，才是真正的國家大事。
并且溫體仁還是位權欲相當強烈之人。雖然洪承疇的威脅還比較遠，但是溫體仁依然要未雨綢缪。萬一洪承疇出兵山西把農民造反軍隊全剿滅了呢？那一定會酬功升任兵部尚書的。甚至可能超拔入内閣。
而有了軍功在手，洪承疇就很可能威脅到溫體仁首輔的位置。還不如現在讓洪承疇老老實實地待在陝西，讓其他的官員分潤一些功勞。
不過吳世恭肯定不會知道這些高層的隐秘事，他的官職也太小。廟堂上也沒有吳世恭插嘴的地方，現在明白了鄭淩的這個推測以後，也派不上什麽大用場，無非是讓吳世恭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罷了。
但是，鄭淩的另一個大膽推測就對汝甯軍是至關重要了。
通過邸報所知，現在在山西的農民造反軍隊的情況并不是太妙。
崇祯五年十二月初七日，臨洮總兵曹文诏奉命和部将馬科、曹變蛟等人一道，帶領“逐一挑選、屢經戰陣”的馬步兵丁三千五百人由甘肅慶陽開拔，經潼關渡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賊聚等處。轉至平陽、潞安一帶各賊四犯地方”
明廷對剿匪首席劊子手曹文诏部入晉會剿，寄予了很大希望。崇祯皇帝親自批準給曹文诏先加升一級，授權“節制秦，晉諸将。”而馬科、曹變蛟等也分别升官以資鼓勵。明朝朝廷希冀把陝西的戰果擴大到山西，一場圍殲山西起義軍的戰鬥就要開始了。
而爲了對付鏖集山西的明軍。農民造反軍隊采取了避實就虛的策略。崇祯六年正月，他們東跨太行山進入畿輔地區。出現在順德（今河北省邢台地區）、真定（今正定）兩府境内。這使明政府深感不安。
爲了堵禦農民造反軍隊進入畿南平原地帶。保護京師的安全，明廷急忙抽調通州兵二千，昌平兵二千，會同保定總兵梁甫部八千人，配合大名兵備道盧象升和山西官軍夾剿。
在同明軍作戰中，農民造反軍隊充分發揮了流動作戰的優越性。他們在晉、冀、豫三省接境地區不斷轉移，避開官軍的重兵，相機出擊。這就使官軍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這裏所說的河南地區是河南省黃河以北的地區。而吳世恭的汝甯軍認爲農民造反軍隊進入的河南，爲河南省黃河以南地區。因此。這兩個概念是不同的）。
這一打遊擊戰，明朝朝廷内的矛盾也激化了。兵部指責“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揖賊使入，不得無罪。”而河南的士紳們（這些士紳背後站着的都是河南地方官員）向朝廷請求，由三邊總督洪承疇兼管山西、河南軍務。
雖然兵部同意了這個方案，認爲可以統一事權，防止各省互相推诿，便于全面部署對農民造反軍隊的圍剿。而且兵部還建議洪承疇移駐三省交界的潼關，監制山西、河南二巡撫和曹文诏、鄧玘、張應昌三總兵。
可是，在首輔溫體仁的勸說下，這時崇祯皇帝還是不願意讓臣下掌握較大的權力，沒有同意這個方案。
崇祯皇帝把起義軍活躍于三省歸咎于官軍作戰不力，所以派太監陳大奎、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爲内中軍，分别出任曹文诏、張應昌、左良玉，鄧玘四鎮的監軍。
崇祯皇帝也當了皇帝六、七年了，也在文官的面前吃過太多的苦頭了，所以現在他也隻能夠自打耳光，任用太監派到軍中充當自己的耳目，以此來防止文武官員的欺蒙。
但是，宦官們擅長的隻是巧言令色騙取皇帝的信任，借以招權納賄。在軍事上他們完全是外行。所謂“監紀功過”，不過是給他們提供一個發财的機會罷了。
而地方上的文武官員，爲了讓他們在皇帝面前說點好話，從貪污所得中分給一些油水，也就串通一氣，互爲表裏了。
農民造反軍隊在畿南地區同明軍作戰互有勝負。由于當時造反的農民的力量還敵不過官軍，華北大平原上又無險可據，在朝廷逐漸加強這一帶防守力量以後，起義軍就轉入太行山區。
而明潞王分封在衛輝府（府治在河南汲縣），他眼看農民軍在豫北的力量越來越大，封地岌岌可危，乃上疏告急。因此，崇祯皇帝特命倪寵、王樸任總兵，太監楊進朝、盧九德爲監軍，統京營兵六千往豫北征讨義軍。官軍倚仗優勢兵力，逐漸把起義軍主力壓縮在河南省的黃河以北地區。明政府以爲北有重兵，南扼大河，可以把起義軍消滅在這裏。
而在這時候，崇祯六年五月，起義軍的一位重要首領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濟源病死了。王自用在王嘉胤死了以後，曾被在山西的各支起義軍推爲盟主。後由于明庭施展離間計，使紫金梁和其他首領人物之間有了隔閡。不過盡管如此，王自用在當時仍然是一位有影響的領袖人物。
而這時候，明庭調來的官軍雲集于晉、冀、豫三省的交界地區。由于當時主要的戰場已經移到了豫北，因此河南省的官軍稱爲主兵，共有八千三百餘名；山西、河北和京營客兵達一萬九千六百人，加上曹文诏等所統陝西兵，參加圍剿的官軍總數當在三萬以上。而農民造反軍隊活動的餘地也越來越小，糧食給養都極感困難，面臨着被官軍圍殲的危險。
因此，在明庭下發的邸報中是一片樂觀情緒。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到了這個時候，整個明庭還是沒有對縱橫幾省的農民造反大軍重視起來。明朝朝廷的軍費開支還是大部分投入到了遼東。當然，孔有德的登萊叛變也占用了明朝朝廷的大量軍費。
可是汝甯軍可不同，因爲他們的首領——吳世恭已經做出了“天下大亂“的預測。因此，汝甯軍的一切行動都是向最壞的結果而準備的。
而鄭淩的推測正是基于此點。他在推測中說：如果陝匪要擺脫這種不利的局面，那一定要渡過黃河進入中原河南腹地。
可是在重兵防禦之下，渡河是件很困難的事，也搜集不到這麽多的渡船，所以要渡河，就一定要等到黃河封凍。因此，陝匪最可能進入河南腹地的時間，也是最危險的時間，就是今年的冬天。爲此，汝甯軍要盡快做好一切對敵的準備。
當然如果今年冬天陝匪不能夠渡過黃河，那麽陝匪将會蒙受重大的損失，在未來的幾年内，陝匪也将不再可能進入河南腹地，威脅到汝甯軍。
在看了鄭淩的這個推測以後，吳世恭與鄧啓帆和薛永利等主要幕僚商讨了一番，發覺這個推測有着相當大的可能性。而吳世恭也首次能夠把握住農民造反大軍的動态了。而這對于汝甯軍的備戰更是至關重要的。
所以甯願白用功，也不願意抱有僥幸。吳世恭立刻開始加緊汝甯軍的備戰工作。而楊狗蛋的所有工坊也開始了倒班生産，抓緊每一點時間來增加汝甯軍的實力。
吳世恭立刻把鄭淩提拔爲山川司的副司長。而且鄭淩負責的這個情報彙總和分析部門，也直接歸于了汝甯軍的内書房來管理。
而在現代的情報搜集中，通過敵國的報紙、電視等新聞媒體的搜集，也是情報的一大來源。而現在有了鄭淩的這個部門，汝甯軍的情報工作終于開始打開了局面。不過，這也與鄭淩自身的努力用心分不開的。這機會總是落到有準備的人的身上啊！
但是令吳世恭沒想到的是，吳世恭在這裏争分奪秒的，一件很大的意外事件卻發生了。他将不得不離開汝甯，要趕回京城去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