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的夏天，兩件開始推倒整個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多米諾骨牌的大事發生了，即波蘭大選和“歐洲野餐計劃”。
波蘭是第一個發生劇變的國家，八十年代初，電工瓦文薩組建了“團結工會”，這也是東歐國家第一個獨立于體系外的工會組織，其建立本身就帶有很強烈的政治目的。整個八十年代，波蘭跟着蘇聯齊齊右轉，尋求所謂的社會主義革新，對于瓦文薩等反對派勢力并未采取什麽有效措施，一味縱容。借着這個有利機會，瓦文薩組織團結工會發動了多次全國性的、影響力巨大的罷工活動，并通過這類似的罷工活動向當權的統一工人黨展現自己的政治影響力。
柔弱的執政黨沒有針對這樣的情況做任何的反思，或者說反思也都是失敗性的。他們也錯誤認爲，能夠組織起大規模罷工行動的團結工會有着比較大的民意基礎，而完成新的改革必須獲得廣泛的民意認同，所以統一工人黨不僅不繼續維持取締團結工會的行動，也不加以限制，反而頻頻與之進行溝通對話。
先是拉科夫斯基時期要吸取建設性的反對派上台，要分三名部長的名額給團結工會，瓦文薩仍舊無意于此。緊接着，執政黨再度退卻，要與團結工會進行“建設性而平等”的圓桌會議，商讨如何進行改革。
可以說，團結工會的地位自然有自己努力的結果，但更多是腦筋不清楚的波蘭當權者們一味退卻，并且主動拉捧造出來的。很多波蘭人一看，啊原來團結工會這麽厲害，那麽我們也支持一下吧，結果造成團結工會影響力越來越大。
借着圓桌會議的機會，團結工會完成了近乎自己所有的政治訴求，首先是團結工會政治地位的合法化，然後達成了将一院制變爲兩院制的代議體制，執政當局在衆議院有65%的名額，參議院全部自由普選。
在齊一鳴等中國同志看來，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所作所爲簡直不能夠相信，齊一鳴也覺得，首先是波蘭執政黨失去了對自己的自信。他們缺乏對紅色事業的信仰和堅持，對于未來也是迷茫而無助，同樣缺少對制度的自信，也缺少對于自己能夠力挽狂瀾将國家變得更好能力的自信。于是他們就習慣性地妥協、讓步、繼續妥協、繼續讓步，最終他們的軟弱和無能栽培起了團結工會，和平演變之下的輿論也全部倒向了瓦文薩那一邊。
六月份的全國大選之中，團結工會奪取衆議院35%的議席，參議院99%的議席，到該年9月份，第一位非紅色派系的民選總理誕生，由法學家塔德烏什?馬佐維耶茨基擔任。
八十年代初，以雅魯澤爾斯基爲首的統一工人黨曾經昏庸地使用“戰時狀态”來控制國内此起彼伏的反對之聲，更把人民推向了反對派，當時蘇聯還沒有由地圖腦袋執政，對于“反革命分子”是深惡痛絕，給了雅魯澤爾斯基十分大的壓力。當時雅魯澤爾斯基一面在國内喊着諒解，一面害怕自己随時可能被蒙着眼睛送去莫斯科，蘇聯的鋼鐵洪流會像布拉格之春一樣開入華沙。
而進入戈氏的時代，不僅蘇聯自戕，還要帶着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自戕，所以對于蘇聯國内的“大和解”，戈爾巴喬夫是持認同和默認的。這也直接導緻了，本來當慣了軟骨頭的雅魯澤爾斯基和統一工人黨不斷退步，直接導緻“黨的領導”名存實亡。
波蘭發生的一切，齊一鳴和戰略局早有預知，但是因爲波蘭這個國家并不在齊一鳴的大版圖中，所以隻能棄之不顧。波蘭對于西方來說具有指标性的意義，不折騰垮他們，西方是絕對不會善罷甘休的，而他們也不會容忍在蘇聯影響力消退之後由中國的力量去取代。再者說，大部分東歐國家因爲中蘇交惡，與中國的關系都不是很好，所以相互之間的交往有限，就算齊一鳴想要做點什麽都十分困難。
對亞洲一些國家，齊一鳴怎麽揉搓都信手拈來，因爲中國在區域内确實有影響力，而對東歐國家，首先是太遠，再者人家就算經濟困頓，其實絕對量上比還是比中國人過得好得多。
作爲能夠看到未來發展脈絡的人，齊一鳴也深知很多如波蘭一樣的東歐國家，瓦文薩這一類人到底是什麽貨色。此人八三年就拿到了諾貝爾和平獎，類似獲得的獎項和榮譽更多。他面見過美國總統、教皇一類的人物，并以此自矜，說自己獲得了他們的支持。不過真正意義上，這個夜校電工出身的角色，其實就是普通國營廠裏那些不安分的害群之馬，沒有真正的治國能力，擅長攪和事情，并組織群衆活動，但真到了實事上，沒有屁用。
另一個位面中，瓦文薩在1990年拉起一堆人篡奪了雅魯澤爾斯基的總統之位，不過在1995年的再度競選中，反而輸給了前紅色政黨的候選人。千禧年此人不甘寂寞再度參選，卻僅僅獲得了1。01%的選票。波蘭曾有兩首諷刺瓦文薩的歌曲風靡全國，一首是《永遠不要相信電工》，另一首是《瓦文薩，我的一億元錢到哪兒去了》
世界知名女記者奧莉亞娜?法拉奇曾經采訪過瓦文薩，并認爲他“傲慢、無知且充滿攻擊性，也不能尊重她”，不過出于政治立場的問題，仍舊将其塑造成了反****和專制的民主自由旗手形象。
除了經濟恢複建設上的無能，瓦文薩還有一點頗爲人诟病，那就是将世俗和宗教混在一起，使得很多波蘭人不滿。有人甚至認爲瓦文薩是教會的傀儡和走狗，在他任内将整個國家逆時代潮流地進行了大量的宗教影響。
同樣在夏天，另一件同樣是在蘇聯默認下發生的大事，莫過于“歐洲野餐計劃”。身爲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匈牙利開始拆除與奧地利的邊界上的鐵絲隔離網，并且容許上千名東德難民跨界進入奧地利，或再輾轉進入西德。這個口子一開，直接沖擊了兩德的現行體制，越來越多的紅色國家的居民打算逃到西邊去，享受他們夢寐以求的“民主和自由”，當然更多人是爲了能夠過上更好的生活。
早些時候，東德方面也放寬了對出入境的限制，此後的一年時間共形成了三次比較大規模的移民潮，約有10萬名東德人逃亡到了西德。這個時候，無論東德當局想要用怎樣的方式補救，都無法撲滅這場大火了。首先執政當局就有着搖擺不定的政策走向，一會兒放寬，一會兒又加強，而且當越來越多的人被煽動走上街頭，抗議現有體制，并希望更加開放和民主的時候，不管這股共識是煽動起來的，還是人們早已有之，反正都形成了十分龐大的民意壓力。
而中國這樣的國家本身凝聚十億人的共識就很困難，大量的農村人口和較低的發展程度，本身就是無産階級專政的土壤，知識分子和中上層階級借着外國的力量鼓動，比較難以打動這些更關注現實生活于所謂意識形态的問題，并且對于CPC有信任感和眷戀的人們。
針對本國的問題，齊一鳴也打了很多預防針。比如越來越細密的各種法條和推動法制化的發展，早一步把紅線畫出來，什麽可以做，什麽不可以做。一些新原則的訂立，确實助長了一部分右派分子的氣焰，比如國家憲法中已寫明私人财産同樣神聖不可侵犯，比如人民基本權利得到保障等。他們自然也想跟一切的革命者一樣打算得寸進尺，不過并不如東歐國家那麽成功。
首先國家開始宣傳新的社會主義義利觀，糅合了當初早些年的很多理念和新發展出的東西，也夾雜了一些傳統文化的觀點。基本上就是“君子愛财取之有道”，另外還有強調個人與社會的對立和統一問題。一個商人能夠發财很好，但是前提是發财的途徑是合法的。同時，經營者應該考慮發财的目的到底是什麽。一個人不應該單純以賺錢發财爲目的，齊一鳴撰寫的理論著述中認爲，私人經營者發财是在實現個人更好生活條件的同時創造社會财富并推動社會進步的表現。一個正直而且值得尊重的經營者，合法經營緻富值得欽佩，但緻富的終極目标還是爲了社會的前進和發展。
當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出現沖突時，需具備利他主義精神，爲了更多人的福祉和未來人的利益，應該有“重義輕利”的觀念。而在同時能夠造福社會和自己的情況下，進行個人财富的累積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資本主義那一套利潤是一切的源動力被共産化和本地化了，齊氏哲學也提到，人類文明的發展需要排除簡單的自私自利而更多依靠人們的覺悟。由此，社會主義真正脫離資本主義血腥和蠻橫的窠臼，上升到真正進步而有發展前途的社會制度。
齊一鳴覺得，一套意識形态下的社會制度不僅僅是如何進行政治管理的問題，人民的思想、生産力水平、外部環境等條件都有一定的作用。完善本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絕不是學蘇聯那樣架起一個框架就完成的，需要完善得地方還相當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