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此時中日關系大抵是緩和的，竹下登首相還又在今年批了數量巨大的援助性貸款，也就是所謂的“黑字還流”，雖然中國經濟情況比曆史上要好得多，但因爲中美關系也更近，日本和中國的交往也更加密切一些，所以今年的援助性低息貸款反而比另一個位面更多。
黑字還流是一件比較複雜的事情，很多日本人怒斥中國人的不講情面，日本提供了中國發展重要的資金，中國卻在力強之後找日本麻煩。當然邏輯不是這麽簡單的，中國和日本的邏輯基本上湊不到一起去，如2012之後的中日東海争端，中國認爲是日本國有化釣魚島導緻的，日本卻認爲是2010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後，日本不得已要加強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罪魁禍首還是中國。
在齊一鳴看來，黑字還流和ODA這種東西，不能說日本沒有幫忙，但也絕不能孤立地看。二戰中日本對華造成的巨大傷害，戰後沒有賠一分錢，而中國和西歐國家的底子可是不一樣的，傻子都能想出來如果沒有中日戰争，中國也不至于絕對的在解放前一窮二白。所以ODA實際上不能僅僅以政府間貸款援助來衡量評價的。再者，黑字還流字面意思就是财政盈餘用于對他國貸款，實際上這種債權行爲也是有利可圖的。廣場協議之後，日元急劇上升，再加上日本缺少大規模宏觀調控和政府投資的欲望，這筆錢壓在手裏什麽都做不了，但如果用來平衡與中國的貿易順差（日本順差），順便增加利息，那自然是最好的情況。
強勢經濟的日本在八十年代基本上是逐年财政大額盈餘，有人可能會說爲什麽不讓政府拿去投資，對此齊一鳴隻能呵呵一聲了，政府投資很明顯是凱恩斯學派的經濟理論，在很多資本主義國家被視爲洪水猛獸，中國人理所當然的思維放在國外反而是非主流。日本私有化還來不及，怎麽可能擴大政府投資？增大公共福利投入倒是辦法，但這個是沒有經濟回報性的，何況日本的福利建設早已有部署，增加投入實爲不智。
中日的問題，基本上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狀态，此時的日本仍處在上升期，雖然中國軍力比同期強大百倍，但外在上中美日好似穿一條褲子的，日本對于中國并不是特别憂慮。廣場協議後日本處于一種孤芳自賞和巨大的滿足感之中，美國經濟他們都不放在眼裏了，現在對于剛起步的中國更是俯視狀态。
至于奧野誠亮這樣的右翼，日本從來都不缺，二戰結束後美國爲遏制蘇聯和紅色陣營沒有徹底清算日本，不僅天皇制度保留，戰犯們甚至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繼續從政，然後戰犯們的崽子們也繼承了這些糟粕，繼續犯腦殘病。
著名文化學者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與劍》形容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闆又富有适應性，既順從又不甘任人擺布，既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
這些複雜的雙重性造成了日本文化中對是非觀和公義觀的缺乏，人們常言日本是強調恥感文化大于罪感文化的，二戰的錯誤不在于對别人造成了巨大傷害，隻是沒有答應一樣。這就像是一個強盜在搶劫過程中被逮捕了，不悔恨自己的過錯，卻悔恨自己跑得不快、肌肉不夠大。
各種各樣的思潮彙聚之下，就出現了一大批否認戰争罪行，一味強調戰争中的日本人是爲國家效忠的神經病。他們并不是真的沒有一點是非觀的概念，而是他們自己也沒辦法把這個東西說圓，于是就很強硬地否認曆史史實，并且玩避重就輕，歌頌那些爲國捐軀的人。
他們不願意提及在戰争時期，是一部分人壓迫另一部分人節衣縮食以緻餓死，強迫或欺騙本國自己的婦女到前線去慰安，在硫磺島無法戰争後驅逐無辜的民衆自殺殉國。不需要提那些法西斯分子對别國犯下的罪行，對自己國家犯下的罪行就足夠******了，可有些人就是能一張口把這些事情全部忽略掉。
當日本人帶有優越感地認爲自己是東亞領導者和先進國家的時候，卻不曾想過從中日國力強弱颠倒之後，日本所謂的強大一直都是建立在一種變态的基礎上的。真正的日本崛起還是在美國扶植下的二戰後。
已經不在齊一鳴身邊工作的廖懷仁這次特地過來，接了上面的命令跟齊一鳴商讨一個處理方法。話說在對外問題上，齊一鳴的戰略局略微有些像是日本平安時代的幕府，有點大事悉于此決的架勢，倒是也就僅此而已了。
“上面的意思是要給日本一個不大不小的教訓，不能把事情搞僵了，但是也不能顯得太軟。”廖懷仁坐在沙發裏喝着茶，他從齊一鳴這裏去職以後，也算是一路平步青雲了，原本情報工作也不搞了，真正向政治圈裏發展了。
葉瑤子也是列席，她皺着好看的眉頭，說道：“這不是個容易的事情啊，日本跟我們之前揉捏的那些小國不同，我們能夠制衡日本的東西并不多。貿易往來上除了我國往那裏出口農産品和少數原材料之外，日本工業制成品方面比較排外，所以我國在歐美行銷的産品，在日本表現不佳。能源上我國也不是他們的主要出口國。我想也就是航線上能做一做文章了吧。”
中國先定南海，再定台灣，日本的主要航道馬六甲海峽與台灣海峽全部被握在了中國或中國指使的南洋國手中，如果真的是戰争狀态，中國将這兩條海峽一封，日本舉國就要瀕臨崩潰。這也是爲什麽台灣被攻占後，日本強烈譴責中國的行爲，甚至呼籲國際社會應該給中國壓力，支持台灣自治。
這樣的舉動連美國都不支持，于是日本人喊了一兩個月應者寥寥，自己也就灰溜溜地不談這個問題了。此時，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中國刺激的因素在，右翼分子又在曆史問題上亂放槍。
齊一鳴搖搖頭道：“無非就是增加重要航道上的登臨檢查之類，實質會有些影響，但對于我們自己的形象傷害更嚴重，我們正力求複關，并打造自由開放的紅色市場，這上面動了心思，造成了隐性成本可能會更大。”
廖懷仁也點頭說道：“沒錯，我們現在還不到跟日本翻臉的時候，日本現在雖然對于我國的産品需求不彰，但随着日本經濟環境的變化，勞動成本、社會福利以及彙率影響，早晚都會成爲我們的一大出口市場的，這時候就把日本得罪光，不是很聰明。再者我們還拿着日本幾千億日元的ODA呢，國家需要發展，這筆錢我們不能這樣拒之門外。”
齊一鳴瞧了廖懷仁一眼，這家夥倒是典型的實用主義者，計算好處比計算面子更多一些。
“其實，要說對付那個右翼分子不負責任的言論，并不是需要用太過激烈的手段的。外交管道上，我們連續三天開外交部新聞發布會，譴責右翼分子，這樣的力度已經算是驚人。現時美國對日本還是有一定鉗制作用的，日本國内的左翼和中間派也對這樣的言論比較反感，我們與其想怎麽反擊，不如想一想怎麽樣好好教化人民，勿忘國恥，奮勇拼搏。”
葉瑤子贊同道：“這個提法好，國内确實對于曆史教育上粗枝大葉的比較多，細節比較少，人們對于曆史的了解和認識都比較缺乏。”
“所以，一方面是我們自己要加強曆史教育，抗日戰争紀念館、九一八紀念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這類的硬件設施一定要跟上，這方面我可以投入一些。再者就是軟件上的教育，我們的文化輿論陣地上，一方面要多整理資料，并且讓公衆接觸得到，另一方面學校的教育，也要盡可能貼近史實，更需要讓學生們産生思辨精神，增加自己對曆史的見解。讓孩子們知道爲什麽我們會被日本侵略，日本人爲什麽要侵略我們，怎樣才能防止曆史重演等等。”
廖懷仁拍手道：“潤物無聲，這一招雖然看上去不怎麽響亮，但是卻是最爲石破天驚，不錯。”
齊一鳴又笑了笑說：“文藝作品上也需要多着墨此類題材，咱們很多老電影都極經典，要繼承這些傳統，繼續創新出新的這類作品。我看，投資一部《南京大屠殺》一類的電影，面向公衆，就很有懲戒宣導效果。”
此時文化領域因爲沒有受到風波影響，GD總局自然還沒有後世那樣奇葩和嚴格地審查制度，這主要也跟文化産品比較稀少有關。後世抗日神劇頻出一個關鍵溫床就是官方的審查和限制，這會兒沒這些玩意兒，齊一鳴也不擔心再受一次後世那種挑戰人類智商極限的煎熬。他也比較支持多投入、多思考搞文化産業，中國人不是沒有才華，如果一面被條條框框擋着，一面還自己想迎合低俗趣味，想要賺錢素質濫造，自然不可能搞出好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