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名列代表團成員之一，但齊一鳴并不是這次談判的主要成員，而外長吳學艱才是主導人。齊一鳴主要是作爲軍事方面的顧問，以及出些歪點子的角色。
一行人在一架C919客機上，吳學艱跟齊一鳴就坐在頭等艙的面對面位置，吳學艱還是很友好并禮賢下士地問齊一鳴道：“小齊啊，你認爲我們這次去談判，能成功嗎？”
齊一鳴接過旁邊空乘遞過來的茶，道了聲謝，對吳學艱說道：“總體來說，成果是可以預期的，但是過程會是艱難的。美國方面之前一天做出的中立性表态，實際上就是不想把事情搞大的表現，而蘇聯陣營又不會跟韓國對盤，自然不會接招，西方國家大都随着美國的口氣，要求談判解決，要談判，我們來談了，全鬥煥政府是聽美國的，所以不會有什麽太大波瀾，就是看我們要付出多少吧。”
吳學艱歎口氣道：“就怕失去的太多，回去以後被批辦事不利，賣國求榮啊。”
齊一鳴明白吳學艱所指，這一次因爲齊一鳴的影響，國家處理得過于光棍了一些，絲毫不把面子當面子，對于傳統的中華文明價值觀，那是很丢份的。而且一部分軍人所想，明明是擊落了多架敵機，取得了軍人的榮譽，可是相關人員還要法辦，這實在是傷士氣。
出行前齊一鳴還參加了空軍的一次會議，他記得王海說的一段話，講得很貼切：“我們軍人是一種被賦予了合法殺人的職業，這更要求了我們時時刻刻謹記自己的使命——我們是爲了保衛和平、保衛國家和人民、爲民族開拓發展機會和利益而戰的，所以與其把我們當作武士，不如看作一把刀，這刀必須是時刻握緊在手中的，而不會是一把會自己抽風、會自己亂砍人的刀。
沒錯，戰功爲我們帶來榮譽。可當你的戰功無法保衛國家，卻會傷害國家的時候，那根本就不應該叫做戰功。査永信同志業務精熟，爲人熱誠，可是在黨和國家最需要他的時候，他沒有爲我們排憂解難，卻給我們丢了一個這麽大的難題，國家丢了面子，要主動道歉，甚至還要拿出并不多的外彙對死者進行賠償。這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什麽？不是榮譽，是負擔！
你們要時刻謹記着，軍人必須是堅決服從指示的，必須保持自己的紀律性。任何想要打破規則、破壞紀律給自己帶來光榮的人，隻能接受紀律的懲罰！”
這一次的事件，在齊一鳴看來也算是有好處。首先，通過這次事情，每一個軍人都會明白，軍人絕不是能恣意妄爲的群體，無論自己的力量有多麽的強大，隻要這個社會仍舊是有制度和規範的，就一定有東西會壓過力量一頭。确實圖自己爽得話，空軍完全碾壓掉棒子們沒問題，可是這不是憤青們的筆頭，這是現實的世界，特别是中國還沒有到一呼百應、餘者皆畏懼的地位，恣意這樣揮霍自己的信用和形象，隻能在将來爲自己的商業、爲自己老百姓的出行、爲自己的外交和其他事務的開展帶來麻煩。
有些人可能認爲力量足夠強大就能夠不管規則或者随便修改規則了，實際上規則就是用來保護自己的東西。今天中國可以踐踏規則，突入别國領空，那也今後不要指望别人突入自家領空的時候會有半分猶豫。即便他日齊一鳴借助紅警基地稱霸全球，仍舊要靠這樣衆人都能接受的國際法維系霸權。不懂得遵守規則的人或者國家，就無法長久地維持自己的地位。
另外一個對軍方的好處是，至此原本落後而弊病叢生的指揮系統也要走到盡頭了，軍委幾個大佬，正在促使國防部和各軍方單位彙總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新指揮系統，使得每一個作戰單位都能更好地成爲戰力的有機組成部分，更進一步杜絕這種胡亂指揮的現象。
齊一鳴給提的意見是，建立一個成體制的三軍指揮部，并且強化可能存在争端的地區的指揮部門，像是這次的情況，由一整個戰區指揮部門進行決策，而不是一個航空師的師長接到了攔截命令，然後下面的事情自己全就接下來了。
又喝了一口茶，齊一鳴微笑着對吳學艱說道：“咱們不着急，我們說白了要求就一條，把三個叛逃人員遣返回國，而對韓國進行我們可接受的賠償。呵呵，棒子們要是想讓咱們賠他們的十五架戰鬥機的錢，那是白扯，鬼才會理，他們人員的撫恤這個可以酌情賠付一點。更重要的是，咱們盡量通過這一次的機會，跟韓方建立一些能夠有建設性價值的外交關系。”
他所說的外交關系并不是正式的外交關系，真正中韓建交是在1992年，那時候朝韓兩國已經同時加入聯合國，中韓邦交正常化也算是水到渠成。而且也是作爲中國打擊台灣KMT僞政權的一項手段。這個時候跟韓國讨論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條件還不具備，實質上中韓的快速接近都是借着幾次亞運會、奧運會、APEC上的接觸才慢慢達成一緻的。
并且這個時候，齊一鳴認爲跟身爲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建立更密切的往來，沒有太大幫助。中國接下來走得發展道路，勢必會把亞洲四小龍一氣兒給堵死，更大的市場和更全面的工業體系會讓這些國家和地區無法享受在曆史上他們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黃金年代。齊一鳴甚至可以肯定的說，都不用等到曆史上的1997金融風暴，中國有自己貢獻的一系列技術面和政策面的Buff，十年生聚就能讓四小龍“民不聊生”。
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要不是中國沒有發展起來，誰會選擇市場潛力不足、資源有限、規模有限的四小龍啊，中國會像一塊巨大的海綿将資源源源不絕地吸入到自己的經濟體中。典型的一個例子是，香港在回歸之後，明顯感覺經濟不如以往，用了十多年的時間才恢複到了過往的水平。一些腦筋不清楚的普通香港人都認爲是回歸和更“邪惡親共”的政府導緻的經濟下滑，并且加劇了一部分香港人的分離思維。但實際上隻要有一點眼力價的人都知道，大陸的高速發展，經濟的騰飛排擠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四小龍國家地區的發展潛力，香港一無法獲得封閉時期大陸的那種對外壟斷特權了，第二也無法像過往那樣吸引遊資進入發展了。
于是乎，香港的定位逐漸變成了純金融的“人民币離岸金融中心”外加大陸人的免稅購物天堂。因爲本身空間狹小，而大陸人又多，造成了地理性矛盾，更加劇之後的陸港沖突。
其實話說這些小地方老老實實地打一個招牌發展特色經濟就好，老是居高臨下的挑别人毛病，隻能說是自己閑得蛋疼了。以澳門爲例，這個地方的定位就很清楚。開賭場，搞博彩業，讓大陸人到那裏賭錢，到了21世紀以後，人均收入超過五萬美元，政府财政收入過多，每年還要給市民發錢。
韓國也是3C革命以後崛起的經濟體，強勢産業就是電子、造船、汽車等工業，參照一零年代以後的發展情況，三星、大宇、現代等企業雖然個頭不小，但發展空間很小，中國的企業随便滾幾下就直接威脅他們了。經濟學中規模經濟的含義不止局限于一個産業之中，其實放大到國家層面，工業體系越完整、技術能力越完備、勞動力越多、人才越多，就越能形成可怕的競争力。
齊一鳴很樂觀地認爲，從1985年開始國家進入高速發展軌道，甚至不需要到21世紀一零年代國家才會露出她的可怕獠牙，十年足以震驚世界。
以此而見，争取不争取韓國，意義并不是特别大了。天朝現在不缺技術、不缺人才，一定程度上也不缺資源，丫的最缺的就是錢。
對于這一次的談判，齊一鳴看得比較平淡，雖然是裝孫子的事情，但是世事就是這樣，要想能當大爺，就必須會裝孫子，當年美國人也是裝了不少年的孫子才最終變大爺的。更何況，這一次也不會顯得太孫子。
齊一鳴的手腳自然不會那麽簡單。
傑奎琳作爲齊一鳴的重要合作夥伴，在收到齊一鳴的委托後，利用摩根财團的影響力，開始讓一些大型媒體渲染有利中國的輿論。于是各大報紙上就出現了類似“強大而謙遜，有禮的中國願意爲悲哀的意外負責”、“國際秩序的踐行者：記中國外交精神的轉變”、“讓悲劇變成喜劇，中韓有意借意外事件增進關系”等等的報導。
于是慢慢地原本覺得憤慨的人們都覺得這事情貌似不是事情了，确實就是一次意外而已，或者有人嘲笑一下中國的體制差勁，還會有軍人駕機叛逃，或者指揮官犯下這樣愚蠢的錯誤等等。不過沒有人覺得這次的空中沖突，會最終演變成一場戰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