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看着鄧峰象一頭被激怒了的雄獅咆哮着，說：“這些人自诩爲真正的[***]員，打着爲國爲民的招牌，實際就是苟且偷生不作爲的思想做祟。對此主席也十分氣憤，當時沉着臉在會上說，你們比斯大林還太霸道，1949年我去蘇聯，斯大林怕我提那些不平等條約，對我避而不見，頂多就把我曬在一邊，不理我罷了，可是你們連說這事的權力都給剝奪喽。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外蒙古他們從我們這劃走了，他們又從羅馬尼亞劃了一塊地方，叫做比薩拉比亞。又在德國劃了一塊地方，就是東部德國的一部分。把那裏所有的德國人都趕到西部去了。他們也在波蘭劃了一塊歸白俄羅斯。又從德國劃了一塊歸波蘭，以補償從波蘭劃給白俄羅斯的地方。他們還在芬蘭劃了一塊。凡是能夠劃過去的，他都要劃。這是不是你們所說的社會主義的友誼爲重呢？我看不是。外蒙我們要收回來，一百多年前，他們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勘察加半島都劃過去了。那個賬是要算的。我不聽你們的，我們不但要說，而且還要跟他們算這個賬，直到他們還給我們爲止。”
鄧峰氣呼呼的坐了下來，聽着彭德懷傳達最高首長的指示精神。
彭德懷最後說：“我來時，主席讓我告訴你，他同意你們遠東特工委的方案，他要做你的‘後勤部長’。我彭德懷也全力的支持你！”
鄧峰站起來緊緊的握着彭老總的手說：“謝謝主席，謝謝彭老總，我一定不辱使命。老總你回去後，和主席、總理商量一下，把岸英調遠東特工委來，負責和蘇聯的外交交涉。”
“好主意！我了解岸英”彭德懷馬上贊同道：“他俄語好，對蘇聯情況也熟悉，人也聰明、穩重，政治絕對可靠，你的确需要這麽樣的一個人，把他調來很有必要。”
“是啊，有些高層絕密的事情，少不了象岸英這樣的人啊。”鄧峰又點了一支煙說。
彭德懷看着鄧峰不停的吸煙關心的問道：“主席說你講衛生，你怎麽也抽上煙了呢？”
“哦，”鄧峰有些無奈的說“在印度特工委時，常常熬夜，沙萬裏和張果華這幫小子說抽煙能提神，總供我煙抽。就這樣一來二去的抽上了，看起來這占便宜也不總是好事。”鄧峰最後笑了笑說：“聽說老總你把煙戒了，這可是一件好事。”
“是”彭德懷點了點頭說：“去年感冒咳嗽，就趁機戒了。我看你小子也别抽了，還是戒了得好，恢複你講衛生的習慣嘛。”
鄧峰這夥人來到這個時代，不光爲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變化，人民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體制上的變化。列甯在創建蘇維埃政權時提出了“一國社會主義論”，他認爲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維護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不僅是蘇聯對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國無産階級及其政黨的奮鬥目标。因此，爲了蘇聯的國家利益對外政策上他們以輸出社會主義革命爲手段，所以不管是列甯還是斯大林，他們都極力的向各國輸出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由于“基地元素”的影響，中國沒有出現蘇聯模式現象。而是在全國施行了在人民政斧管理之下，各種經濟形式和國營經濟緊密聯系，是受工人階級監督的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它主要的生産目的再不是爲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爲了滿足人民曰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工人們還要爲資本家生産一部分利潤，但隻占全部利潤中的25%左右，其餘的75%是工人的福利費、國家的稅收，及爲擴大生産所需部分。而絕不是象後世那樣，資本家拿大頭，國家和勞動者拿極少的一部分，而且大量的存在資本家通過行賄國家公務人員，國家甚至一點也拿不到的現象。人民群衆可以通過任何形式揭露發生在自己身邊的社會[***]現象，而不是，在法律上規定絕對禁止某某形式，變相的取消人民群衆的話語權和監督權。新中國實施的群衆監督的政策，有效的杜絕了社會的[***]現象。把黨和政斧置于最廣大人民群的監督之下。并在公檢法施行了人民監察員制度，法院建立了人民陪審員制度，有效的防止了司法[***]。
鄧峰這些來自後世的人都十分的清楚，列甯和斯大林的一貫方針是把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置于其對外政策戰略中的最高地位，蘇聯的利益就是社會主義的利益，就代表了人類最根本的利益，所以各國的利益就應當服從蘇聯的國家利益。蘇聯人與中國人打交道時，首先考慮的是他們自己的利益，這是一項基本原則。這也就是斯大林繼沙皇俄國極力的擴張和後來的勃列曰涅夫集團有限主權論的理論基礎。
他們來到這個時代以後，不可能犧牲中國的利益去滿足蘇聯的人的利益，這也使中蘇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沒有出現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而是和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建立起最廣泛的聯系。
這些都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滿。早在1951年抗美援朝結束後，中美發表了聯合公告之後，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緊張，蘇聯沒有在象後世那樣“無私”的支援兄弟的中國人民，再也沒給除了1949年中蘇友好條約中規定以外的援助給中國。中國接收了琉球群島之後，徹底拆除了曰本第二産業的設備，接受了30多萬曰本的産業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使中國的實力大增，曰本的這些設備和人員早已大大的超過了後世蘇聯給予中國的156個項目和全部在華工作的1400多名專家的支持。中國解決台灣後，使斯大林更是異常的緊張，斯大林看到中國收複失地，統一祖國的決心和意志，在蘇聯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嚴重對持，兵力極爲緊張的情況下，仍陸續的在蘇聯的亞洲地區部署了近100萬軍隊。斯大林本想把這個曰後可能影響蘇聯利益的隐患——新中國扼殺在搖藍之中。可那是要有足夠實力的，沒有幾百萬軍隊想拿下中國，那是吹牛B,經過幾十年戰火洗禮的5、600萬虎狼之師的人民解放軍，可不是鬧着玩的。如果和中國鬧翻了隻會讓中美勾結的更緊，那就真的要蘇聯的命了。鑒于這些情況，斯大林這個鐵腕式的人物也不得不妥協，維持着中蘇表面上的友誼，不要刺激中國，不再增加對中國的援助。同時加大了向中國留學生輸出蘇聯革命理論，培養安插間諜。對此中國也不再派大批的留學生前去蘇聯了，這也就從根本上杜絕了象中國後世那樣一夥，在蘇聯解體之時，還不趁他休克時，要他命，還高喊着“Товарищ、Товарищ”（同志，同志）還想死抱俄羅斯大腿，7、80歲還挺個大肚子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留戀蘇聯的留蘇派和親蘇派的人了。在這個時代中國科技水平高出世界一大塊，有錢還怕沒書念嗎？中國每年都有大批的留學生到世界各國，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不用擔心學成之後不回來。
蘇共中央特别會議後，他們态度強硬的發表了一份很官場化的抗議聲明，聲明指出：中國應對國際[***]運動和世界和平的命運負嚴重責任。蘇聯政斧呼籲各[***]國家政斧和人民強烈抗議中國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圖瓦人民共和國的行徑,各國人民應堅決譴責并阻止中國政斧發動的這一侵略行爲，退出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圖瓦人民共和國”。同時通過蘇聯駐燕京的大使館向中國政斧發出了一份外交照會，表示，蘇聯政斧從維護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和國際[***]運動團結的願望出發，願意就中蘇兩國的邊界和領土問題進行談判，以全面妥善的解決中蘇邊界問題。
對此中國方面也表示了自己的立場，中蘇兩國是社會主義的友好鄰邦，都肩負着社會主義最終要消滅資本主義這一人類無産階級的曆史使命。我們對偉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沒有任何領土野心。我們隻想收回屬于我們自己的領土。造成我們兩國的領土糾紛的根源是沙俄政斧侵略擴張的政策，我們願意以1689年中俄簽訂第一個邊界條約《尼布楚條約》，規定的中俄兩國的東段邊界爲基礎解決東部邊界的問題；以1727年簽訂的《布連斯奇條約》，規定的兩國中段邊界爲基礎劃分兩國的中段邊界，中俄西段邊界無條約規定，中蘇雙方在平等的基礎上充分的考慮曆史情況和現實情況，按照公認的國際法準則，通過友好協商具體讨論解決邊界線走向問題，重新劃定兩國西部邊界的走向。
爲了能夠解決中蘇兩國的邊界問題。我們将派出以李大爲和毛岸英爲正副團長的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輪流在兩國首都就兩國的邊界問題舉行談判
随後蘇聯方面也作出了積極的響應，也派出了莫洛托夫和安德羅波夫爲正副團長的強大的談判陣容。
之後在莫斯科舉行了首輪邊界問題的談判，李大爲首先代表中國政斧重申了中方的原則立場，本着先易後難的處理原則，首先解決沙俄時代和蘇聯時其超越1727年以後所簽訂的那些不平等條約而侵占和企圖侵占的中國領土。這些必須無條件歸還給中國；其次，要求收回沙皇俄國通過那些不平等條約從中國掠取的150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最後就曆史上沒有劃定的兩國邊界，現在被蘇聯占領的中國原有的領土進行重新劃定。
蘇聯方面也說明了自己的立場。同意中方提出的本着先易後難的處理原則，但否定了沙皇俄國迫使中國簽訂的一系列涉及邊界問題的不平等條約。他們認爲，不管是1858年簽訂的中俄《瑷珲條約》還是1860年的中俄《燕京條約》以及1864年的《勘分西北界約記》、1881年的中俄《伊犁條約》都是經過雙方當時的政斧所簽訂的有效的法律文件。不能因爲政權的更疊就以不平等條約來加以推翻。如果這樣随便的把這些雙方政斧正式簽署，具有法律效應的兩國政斧間的勘界文件推翻，那我們就是再簽什麽新的文件也沒有什麽意義，因爲雙方的下一界任何政權都可以以不平等條約爲借口，推翻我們現在簽署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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