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計劃，參加了昭和維新的日本海軍部隊全程“護送”，并且組織了軍隊與各個卸貨港口的勞動力實施搬運。日本方面對中國物資運輸人員比較冷淡，卻又非常有禮貌的應對。負責運輸的人員注意到，日本“昭和維新”這幫年輕軍人并沒有單純用日元支付勞動。參與搬運的勞動者可以自己選擇日元、糧食、成衣來實施支付。中方人員觀察到，最初的第一批運輸中，六成以上參與運輸的日本百姓都選擇了大米白面，不到三成選擇了日元，還有一成選擇了成衣。
第二批運輸中這個比例發生了變化，接受大米白面的日本勞動者比例不變，還是在六成以上。選擇成衣的一躍到了三成，隻有少數日本百姓接受日元支付。
第三批運輸有發生了變化，在大部分勞動者都穿上了厚實耐磨的成衣之後，要大米白面的與要日元的對半開。
情報人員分析的結果是，日本還沒有亂到連日元都失去信用的地步，整個日本的社會秩序正在逐步穩定下來。
中國強大的工業生産能力并不太在乎這點物資。中國已經普及了良種、化肥、農藥的使用，基礎水利建設這玩意永遠沒有盡頭，建的越多，糧食穩産的效果越強烈。糧食總産量達到3億噸，蛋、禽、肉以及調味品供應充足。随便一套新合成氨生産線，1400平方公裏畝産400斤的普通農田生産一季，以及5000畝畝産200多斤的普通棉田，一年的産量就夠這些援助物資。這僅僅是工業國并不算什麽大數字的物資罷了。
但是對于日本來說，即便是空氣這原材料不要錢，日本1936年的合成氨也不過70萬噸。中國的空氣分離制氮行業與煉鋼行業緊密結合。大型鋼鐵企業都有配套的專門空氣分離廠，氧氣提供給煉鋼廠，氮氣自然是提供給合成氨企業。因爲空氣分離企業規模龐大，連惰性氣體分離甚至都能夠把成本壓低到能夠接受的程度。日本鋼鐵企業規模小，技術落後，更沒有産業鏈條的優勢。日本同樣也有産業聯合的迹象，可整體營運成本是中國三倍甚至五倍之多。
至于日本那平均畝産剛200斤的農業産量，因爲土地匮乏更沒有大型的農業基礎建設，更缺乏棉田。中國支援的這些物資總數甚至超過的日本政府能夠通過稅收等方式征集物資總量的5%。日本政府想生産這些物資，投入的直接成本最少是中國的兩倍，生産中需要消耗的人力以及征集這些物資需要消耗的人力，總數是中國五到七倍之多。
情報分析人員經過分析之後，這些數據就遞交上去。這些數據在中國外交部裏面引發了不少的震動。顧維鈞是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家夥，他少年時代就脫離了底層去上學，後來更是出國留學。回國之後就始終在上層，北洋覆滅之後他又被帶去了武漢，根本不清楚中國的變化。身處新中國的公務員，顧維鈞盡管知道人民黨的功績很偉大，那也是與國外相比的武力對抗，他并不清楚具體民間的變化。中日之間的比較讓顧維鈞算是非常直接的理解了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麽。
30年前比中國還先進很多的日本，如今與中國相比就是一個落後的國家。中國農業甚至出現了大型農業機械播種以及收割隊的概念，這些收割隊按照季節如同候鳥般往來中國各地。不僅僅是工業生産已經社會化，連農業生産也開始卷入了社會化大生産的範疇。農村勞動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城市規模越來越大，住宅區一個接一個的建設。而從農村出來的勞動力依舊潮水般湧入城市，把那些住宅區塞的滿滿的。每到農忙時節，城市總會安靜許多。在過年的時候，很多新城市就變成了一座空城。然而即便中國農村出現勞動力大量流失的情況，農業産量卻不斷提升。因爲整個農業已經得到了工業部門的全面反哺。
顧維鈞知道國家要在全面實施統購統銷的情況下取消農業稅，這個計劃已經在人大正式表決通過。經過幾年的過渡期，實施了幾千年的農業稅将在1940年壽終正寝。而且還有更神奇的消息，據說有可能對農業實施農業補貼。種地不僅不用交稅，反倒能夠因爲種地拿到額外的錢。顧維鈞第一次聽到這個傳言的時候，他認爲要麽是陳克瘋了，要麽是他顧維鈞産生了幻聽。
而情報部門談論起日本的時候，日本沉重的農業稅，無數的木質棚戶區，讓顧維鈞覺得倒是有些安心的感覺。日本這種情況才是比較能夠接受的現實，中國的現狀已經是一種超出人類想象力的境界。
這次日本革命，負責對日工作的是直屬政治局的行動，外交部被排除在外。這讓顧維鈞感到有些不滿，哪怕是比較麻煩的情況，也沒有理由把外交部一腳踹開，由黨中央直接負責這些工作。想了好一陣，顧維鈞最終決定約見一下日本駐華公使。
顧維鈞也沒直接勸說，他隻是領着駐華公使在中央直隸的河南逛了一圈。這一圈當然沒有去山區，而是開車在平原地帶遊曆了一番。
日本與中國不屬于友好國家，雙方這些年來沒少打仗。所以日本駐華公使的行動比較受限制，親自在河南的黃淮大平原上開車跑了兩天，行程上千公裏之後，日本公使被吓住了。
水源比較豐富的地區，例如周口就不用說了。刀切般的農田由一排排樹木包圍着，溝渠灌溉十分發達。在水源比較緊張的地區，同樣是一排排樹木包圍着刀切般整齊的農田，在這些土地上，中國人實施了噴灌法。農田中拖了很多塑料管子，上面插了噴頭。噴頭均勻的噴着水。地皮薄薄的濕了那麽一層，碧綠的莊稼葉片上挂着晶瑩的水珠，美的難以形容。
最大的特點是農田裏面基本看不見人，廣袤的原野上就這麽分部着美麗的田地，還有那哨兵般整齊的高大樹木。農村的莊戶完全掩映在樹林中，幾個帶着草帽的老農悠然的看管着機械設備，有着讓日本駐華公使不寒而栗的美感。
能混到駐華公使位置的日本人絕對不是笨蛋，瞅了這樣的現狀，公使就明白中日之間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顧維鈞這次看似友好的旅行邀請是在向日本駐華公使示威呢。
國家與國家之間競争的表現形式很可能是全面的慘烈戰争，也可能是制造出兩支規模龐大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軍隊，這樣的兩支軍隊劍拔弩張的實施對峙。就如同《韓非子??五蠹》：“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幹戚舞，有苗乃服。”
日本陸軍已經不準備和中國“執幹戚舞”，中國陸軍與空軍在台灣戰役中表現出來的強大裝備、火力、技戰術方面的差距，已經讓日本陸軍絕望了。别說進攻中國，日本現在連染指朝鮮的念頭都沒有。隻要中國沒有執幹戚“舞”到日本本土，日本陸軍就阿彌陀佛啦。
至于日本海軍的現狀也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中國鋼鐵産量已經是日本的五十倍。哪怕中國用在建造軍艦上的鋼鐵比例隻有日本的五十分之二，其新建軍艦的噸位也有接近日本兩倍的水平。更何況中國在造“幹戚”的時候可相當的賣力。
面對中日兩國之間的實力上的巨大差距，日本公使一開始的時候還饒有興趣的問這問那，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時候他意氣消沉的不言不語。日本内部的“昭和維新”行動攪亂了日本的局面，中國要是趁此機會殺進日本，日本駐華公使能做的也就隻有“最強烈抗議”這麽一件事而已。
顧維鈞當然看出了日本公使的态度，他笑道：“公使閣下，我這次請您來參觀的都是中國的精華地區，看起來好看一些也并不奇怪。不過我在想，日本也有非常富饒的地區，如果日本的精華地區也能夠達到中國的這種程度，不知道閣下覺得這是否對日本是好事。”
日本駐華公使并沒有直接回答，在外交上這話代表着相當的意味。既是威脅，也是一種示好。日本駐華公使很快就想明白，顧維鈞的意思很可能是想表示對日本某股勢力的支持，而且在試圖勸說日本駐華公使也對這股勢力進行支持。至于這股勢力到底是誰，其實也不用多猜。在日本，北一輝這個非國民的名聲足夠響亮。作爲公認的對華友好派，也是日本這次“昭和維新”的發動者以及領導者，北一輝自然是中國要支持的對象。
“如果貴國真的希望日本能夠達到貴國的這種程度，那麽貴國準備怎麽實現你們的想法呢？”日本駐華公使問道。
“一個國家如果處于全面的混亂局面，是注定無法進行自身建設。同樣，如果一場變動之後僅僅是最終恢複原狀，那麽流淌的血，犧牲的人命價值何在？”顧維鈞慢慢的說道，“閣下想必是知道我的個人經曆。滿清覆滅的時候我覺得沒什麽，因爲滿清是肯定會覆滅的。但是在北洋覆滅的時候，我卻覺得心裏面天塌地陷，我所知道的中國好像跟着北洋一起覆滅了。如果那個時候有人對我說，十幾年後我可以成爲一個更強大更富裕更文明的中國的外交部長，我一定會認爲那個人是在胡說八道。”
搞外交的很多話其實不用說的這麽明白，既然顧維鈞已經把話說的這麽明白了，日本駐華公使也完全理解了顧維鈞的想法。這是在勸說日本駐華公使投靠“昭和維新”派，而且不是駐華公使一個人投奔過去，還要讓駐華公使回去煽動盡可能多的人投奔“昭和維新”派。
日本駐華公使并不反對這種建議，正如顧維鈞所說，日本駐華公使很清楚顧維鈞這傳奇般的人生經曆。能夠在先後兩個政權出任外交部長，而且顧維鈞本人并沒有遭受到任何“叛徒”的指責，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值得玩味的事情。
或許是很頑固的堅持者中日的敵對立場，日本駐華公使很快就冷靜下來，他雖然認同顧維鈞所說的“過去”，不過他也發現了顧維鈞很巧妙的隐藏的一個事實。那就是顧維鈞并沒有主動選擇新的人民黨政府。在北洋覆滅的時候，顧維鈞僅僅是承認了失敗的實施，以投降的方式表示了對新政府的态度。如果顧維鈞當時選擇的是公開抛棄北洋政府，主動投奔人民黨政府。想來他的名聲絕對不會像現在一樣值得稱道。
不管什麽時候，爲了謀取利益實施叛變行爲的叛徒會被打上不可磨滅的叛徒印記。
顧維鈞很快就理解了日本駐華公使的沉默，他笑道：“如果公使閣下并不認同昭和維新的理念，也不希望日本走上中國的道路，那麽可以完全不理會我說的這些。如果閣下是真的認同昭和維新派的理念，是真的希望能夠爲日本人民做一些事情的話，我想閣下也自然會做出自己的選擇。”
道不同不相與謀，這對任何人都是一樣。顧維鈞本人也是前幾年才明白了人民黨所宣稱的“無産階級”的概念。例如他顧維鈞就是一個無産階級。作爲一個決心一輩子吃外交飯的人。顧維鈞既不想擁有資本，也沒想過要獨占什麽權力。當然，從個人利益角度而言，顧維鈞也希望自己的勞動得到承認，得到相應的報償。
人民黨反複講階級，作爲“無産階級”的一員，顧維鈞當然希望中國的現行制度能夠保護無産階級利益。從這個階級立場的角度來看，顧維鈞覺得無論是占有土地的土地分封制度，或者是占有權力的權力分封體系，或者是占有資本的資本主義制度，都是無産階級制度上的敵人。
盡管顧維鈞本人與地主、封建權力者、資本家，都這血緣或者師友的關系。盡管顧維鈞本人即便是覺醒了階級覺悟，也沒有讓他産生什麽仇恨的感覺。但是顧維鈞已經很明白，在現有的制度與舊制度的鬥争中，顧維鈞會因爲親情去同情甚至在生活上給與同時擁有“階級敵人兼親友”幫助，可顧維鈞是不會再站到階級對立者的立場上去，不會去支持這些人希望維持的制度。
顧維鈞對這個認知有時候感覺很苦惱，人類畢竟是感情動物，人類是擁有**的生物。純粹理性的判斷經常會給感性帶來相當的痛苦，而這感性引發的精神痛苦也經常會帶給**痛苦的感覺。所以對日本駐華公使的沉默，顧維鈞非常能夠理解。
人民黨中并非沒有“叛徒”，尚遠、蒲觀水、嚴複，還有很多人都是真正的叛徒，他們也在人民黨中獲得了地位與聲望，在退出政治舞台與人生舞台之前，他們還有着巨大的權力。然而這些人中沒有一個是爲了追求這些地位、聲望、權力而背叛以前的效忠對象。他們參與革命的原因僅僅是他們希望建立起一個更加美好的中國，并且矢志不渝的爲這個革命理想而奮鬥。對于顧維鈞這樣的人來講，想做出這樣的決定是非常困難的。
在顧維鈞嘗試着勸說日本駐華公使的時候，日本天皇裕仁也感到了巨大的痛苦。在他面前跪着的是海軍軍令部總長伏見宮博恭王，伏見宮博恭王并不是因爲接受了昭和維新派的建議，前來探望天皇的安危。而是在海軍爆發的叛亂中被抓了起來，海軍的叛亂者們把伏見宮博恭王作爲“禮物”送給掌握着東京的昭和維新派，然後又經由昭和維新派的“善意”而出現在裕仁面前的。
伏見宮博恭王元帥是陸軍大将伏見宮貞愛親王長子，本名愛賢。出繼華頂宮，改名華頂宮博恭王，但是預定繼承伏見宮家的弟弟邦芳體弱多病，就回到了伏見宮。稱伏見宮博恭王。1886年4月12歲就進了海兵16期，可是9月份就因受不了軍校對皇族的照顧退了學，去德國弗倫斯堡海軍學院留學。
伏見宮在德國不是鍍金，而是實打實的受教育。讀完了海軍學院以後還上了研究生班。回來以後又在海上幹，因爲反正不是什麽至親，天皇也不稀罕，别人當然就更不管了（反正也管不了）。
在日俄戰争黃海海戰中，他是三笠号後炮指揮官的少佐第三分隊長，被打斷了三根肋骨，負傷後拒絕了軍醫的救治，要求軍醫先去處理重傷員，是趕來的炮術長加藤寬治少佐把他硬抱下去的。就這樣他成了英雄。此後曆任浪速号、日進号副艦長，1907年再赴英國留學，回國後曆任高千惠号，伊吹号大佐艦長，橫須橫鎮守府少将司令，海軍大學校長，第二戰隊司令，第二艦隊中将司令，軍事參議官。1922年47歲就成爲海軍大将，升遷速度之快，在日本帝國海軍中空前絕後。1932年進入元帥府，成爲日軍第一對元帥父子（第二對是寺内正毅寺内壽一父子）。
昭和天皇即位後，極力控制軍隊。1933年伏見宮接替條約派的谷口尚真出任海軍軍令部長，和陸軍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一道，代表天皇在幕後操控海陸兩軍。
在見到伏見宮博恭王之前，裕仁已經見到了陸軍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這位負責與統制派一起清洗陸軍的家夥見到裕仁之後痛哭流涕。現在海軍軍令部總長伏見宮博恭王盡管性情剛烈，可被一群年輕海軍軍人俘虜帶來的屈辱讓他面如死灰，眼瞅着也有潸然淚下老淚縱橫的趨勢。
代表裕仁去控制軍隊的兩位親王落得這麽一個下場，裕仁已經清楚他爲了控制軍隊做的努力此時終于壽終正寝。裕仁從伏見宮博恭王那裏得到了不少外面的消息，統制派陸軍也曾經吆喝着要攻入東京，拯救天皇。這快兩個月過去了，統制派控制的陸軍一動不動。在未來看樣子也指望不上他們。現在海軍也站到了“昭和維新”派那邊去。昭和維新派現在還在逼着裕仁接見那些前來訴苦的日本泥腿子，并且不斷制造各種“人民的天皇”這種彌天大謊。
憤怒的情緒是真實的，然而裕仁卻感到了一種恐慌，因爲他發現日本的局勢已經越來越脫離了他的控制，倒是向着“昭和維新”派所希望的方向一路狂奔起來。
失敗的預感如同陰雲般籠罩在裕仁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