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複已經躲在軍管的江南制造局裏面一個多月不敢出門了，與馬相伯先生談過幾次之後，嚴複連馬相伯的宴請都不敢參與。被馬相伯堵門堵了一個多小時，工作人員不停的向嚴複報信，嚴複也隻能乖乖的出來請馬相伯進江南制造局講話。
“幾道，我這是開了個惡例，心中十分不安。”馬相伯先生先向嚴複道歉。
馬相伯是蔡元培的老師，老師給弟子出面這有什麽好說呢？嚴複笑道：“相伯先生，您有什麽要說的不妨一次說完，但是我的态度早已經确定，法院怎麽判，那就怎麽執行。”
“幾道，這次的事情我還想是請你與文青說項一下。孑民的确命人殺了不少人，但是他畢竟沒有親自殺過人，就是把他判處個終身監禁又能如何？北洋王士珍和你們打了那麽多仗，你們不也把他給放了。爲了對孑民要如此刻薄？”馬相伯說道。
嚴複不敢見這幫文人，就怕這種糾纏。王士珍在山東的确造下好大的血債，但是那是滿清集團的政治措施，王士珍不是出于個人目的制造出血案來邀功請賞。雖然事實很殘酷，可是殘酷的實施就在于王士珍是滿清統治階級的一個成員，他自然要維護滿清統制集團的利益。這是政治集團的問題，而不是王士珍的個人問題。面對直接的挑戰，王士珍做出了自己的判斷與決定。要是以同夥等同罪名去追究責任的話，滿清集團個個都該死，個個都該殺。同理可證，412反革命屠殺中，所有北洋的與光複會的參與者，也都該統統處死。
提出沒有親手殺人的人就不該處死的觀點，嚴複并不清楚馬相伯到底是有意還是無意，隻是他很清楚一件事，若是沒有蔡元培的策劃，那些具體執行者們是吃飽了撐的跑去浙西實施大屠殺？
不清楚馬相伯的想法，嚴複卻清楚文人們的想法。他們就是這樣的一群人，他們從不親自動手，他們都是指揮别人動手。成功了的話，功勞自然是指揮者的。一旦出了問題，那文人就認爲執行者才是有罪的。敢像譚嗣同那樣有機會跑路而不跑，就是以血來證明自己追求的正義性，這種文人從來都是少數中的少數。
“相伯先生，這是一件刑事案，有人殺人……”嚴複隻能用這麽再普通不過的解釋來應對馬相伯。
但是馬相伯卻打斷了嚴複的話，“幾道，我不求說孑民無罪。畢竟死了這麽多人，不僅你們人民黨刊載了公審，參加公審的外國報紙也都刊載了審判。證據都在那裏擺着，我當然不能視而不見。你們也說孑民參與謀劃了浙西的事情，卻沒說孑民親自殺了誰。一定要說，孑民的生死就在你們手中。”
嚴複歎了口氣，上幾次他就是和馬相伯在這件事情上怎麽都談不攏，最後弄得嚴複不想再見馬相伯，這次還是如此，嚴複耐着性子說道：“相伯先生，我們判斷任何事情從來不是以個人好惡爲基準，實事求是乃是人民黨判斷事情的唯一标準。”
馬相伯聽嚴複說了幾次這種事情，他也知道嚴複不可能在這方面做出任何讓步。也歎口氣，馬相伯說道：“幾道，說來十幾年前還是我請你收陳克爲弟子的。我已經老了，這十幾年的事情大抵記不清楚，偏偏那時候的事情卻是曆曆在目。不知幾道還能否記得我當年說的話？”
聽馬相伯提起往事，嚴複臉上終于露出了一絲笑容。對馬相伯所說的對這十幾年的感觸，嚴複深有同感。對嚴複來說，十二年的時光轉瞬即逝，真的是彈指一瞬間。但是嚴複清楚的記得，十幾年前的那天，馬相伯病了，嚴複就坐在馬相伯病榻的外屋第一次看到的陳克的書。兩人交談的時候，馬相伯請嚴複收陳克做弟子，那時候馬相伯說：“此書必然大行天下，作者所述之理。就算不是天道至理，卻也絕非異端邪說。青年們讀了，從者必衆。幾道，著書之人天縱奇才，若是你願意，我倒想讓你收了他做弟子。若是無人管教，此人隻怕會禍亂天下。”
那時候嚴複是很驚異馬相伯這樣的大學問家居然會對陳克如此重視，若不是有馬相伯的這個請求，嚴複隻怕就會與陳克失之交臂，至少嚴複很有可能不會收陳克作爲弟子。
回想過去，嚴複臉上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他實際參加陳克主持的革命工作也有十年，這十年中嚴複幹了無數的工作，每天爲了眼前的局面以及中國的未來操心，哪裏有時間搞什麽回憶當初。現在嚴複突然覺得有些明白了馬相伯當初請求的原因。
因爲不敢确定，嚴複忍不住問道：“相伯先生，您當年就怕文青對文人下手不成？”
馬相伯見嚴複已經記起了往事，他歎息着說道：“我當時根本沒想到文青能有今天的功業，我那時隻是覺得文青當時所說的道理極爲霸道。他說的固然對，卻毫無慈悲憐憫之心。用着儒家的道理，行的全都是法家的作派。外儒内法，行的定然是苛政。文青要走的是救國的大道，我的能耐根本幫不上他什麽，這才請幾道你去當文青的老師。”
“那相伯先生現在是想讓我站在文人這邊了？”嚴複問。
聽了嚴複的話，馬相伯先生的臉色更難看起來。這些日子以來，圍繞着對蔡元培的事情反複思索，馬相伯想明白了自己爲什麽堅決反對對蔡元培實施死刑。文人爲什麽一定要講秦始皇“焚書坑儒”？陳克在《中國文化傳承與唯物主義的興起》這套書中有過記述，當年秦始皇焚燒的書大多數是巫醫與神怪的書，坑的也大多數是方士。對應人民黨的做法，那就是嚴厲打擊封建會道門。
文人們根本沒有爲方士叫屈的打算，他們抨擊秦始皇的目的就是反對秦始皇推行的那套法家的治國政策。爲了抨擊秦始皇法家治國的理念，文人們甚至歪曲事實，混淆視聽。
馬相伯并不想在蔡元培這件事上歪曲事實，因爲這事實根本是藏不住的。浙西的百姓都在，人證物證俱全。蔡元培自己對自己所幹的事情也供認不諱。
陳克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了他真的是個“知行合一”的家夥。馬相伯極爲關注陳克在浙西的審判，加上周樹人創作的一系列戲劇作品在各地公演。經過仔細對照，馬相伯在陳克的書中都找到了對應的内容。
秦律規定了一套訴訟制度，公室告與非公室告。人民黨就有刑事的公訴人與民事的舉證申訴體系。
秦國審判機關爲中央、郡、縣三級。人民黨有法院、中級法院、高級法院的分别。
在秦國中央，皇帝掌握最高審判權。廷尉審理全國案件。禦史大夫和監察禦史對全國進行法律監督。人民黨完全照抄，有公安、檢察院、法院的制度與區别。周樹人的戲劇裏面在這些方面是極力強調的。
在細節上，在秦國，訴訟可以由受害人提起，也可以由國家官吏提起。審訊時一般不主張刑訊逼供，重視現場勘驗和搜集證據，實行“爰書”報告制度，判決後準許上訴。
甚至連秦國法庭審判過程中，“在犯人發表陳詞的時候，哪怕是法官明知犯人是在說謊，也不能打斷犯人陳述”的要求都毫無二緻的被貫徹了。
不管你想什麽，隻管你幹了什麽。幹了什麽之後，觸犯了法律就得承擔起責任來。
陳克所贊美《秦法》的存在，“秦朝定罪量刑的原則有：确定刑事責任能力；區分故意與過失；區分犯罪後果輕重；共同犯罪和累犯加重處罰；誣告反坐；教唆犯加重；自首減輕處罰等。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自覺的古典法治時代，在中國文明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曆史地位。秦法之前，中國是禮治時代。秦之後，中國是人治時代。隻有商鞅變法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一百六十年上下，中國走進了相對完整的古典法治社會。這是中國民族在原生文明乃至整個古典文明時代最大的驕傲，最大的文明創造。”
然而在文人們看來，這根本不是“最大的驕傲，最大的文明創造”，這是嚴刑酷法，這是泯滅人性。
馬相伯對浙西百姓的遭遇當然是深感同情的，他認爲浙西百姓即便是行事過激，也不到死罪的地步。同樣，馬相伯認爲人民黨不管蔡元培有什麽想法，甚至有什麽苦衷。隻是以參與412大屠殺中爲由判處蔡元培死刑，同樣有失公允。若是沒有北洋袁世凱的煽動，若是沒有馮國璋的支持與篡奪，若是沒有地方上的地主士紳拿着雞毛當令箭，大肆利用蔡元培發動的“清黨”命令來清除異己。浙西也絕對不可能殺成那個樣子。
在這些方面，人民黨甚至在法庭的審判過程中調查的很清楚。所以馬相伯很不理解，既然人民黨不願意冤枉蔡元培，爲什麽人民黨就不能因爲蔡元培的苦衷而放過蔡元培一馬？
所以馬相伯不能不懷疑人民黨堅定的态度背後的理由。難道是因爲蔡元培公開反對過人民黨麽？難道是因爲蔡元培公開抨擊公開指責過人民黨的各種政治綱領麽？難道是因爲這些，人民黨就要借了人民的名義砍了蔡元培的腦袋作爲警示？
基于這些顧慮，馬相伯才出手試圖營救蔡元培。人民黨到現在爲止所建立的功業是不容否認的，然而人民黨所表現的冷酷無情毫無優容之心的舉動讓馬相伯很擔心。這樣一個完全由年輕人所組成的強大政治力量會不會一路奔上秦國的老路。馬相伯相信，如果事情真的如此發展，那不僅是人民黨的悲劇，不僅僅是馬相伯相當贊賞的陳克的悲劇，不僅僅是加入了人民黨的那些複旦公學學子們的悲劇，更是天下文人的悲劇，是整個中國的悲劇。
當年馬相伯隻是對陳克有種說不出的警覺感，那時候陳克隻是個與衆不同的年輕人。請求嚴複收陳克當弟子的時候，馬相伯更多是想幫陳克一把。沒有想着在人民黨裏面先布下什麽棋子。更不用說嚴複絕非是那種給别人當棋子的人物。
現在，馬相伯發現他除了能夠找嚴複幫忙之外，竟然沒有其他門路可找。聽到嚴複那句“那相伯先生現在是想讓我站在文人這邊了？”，馬相伯覺得心裏面一陣冰涼。這話的意思竟然是嚴複也認爲蔡元培該殺。
馬相伯正色說道：“幾道，孑民的過失若是讓他以死相贖也不過分。若是不存慈悲憐憫之心，隻是一味行苛政，這就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這就是前車之鑒啊！”
“一味行苛政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嚴複忍不住大笑起來。雖然陳克從來不自诩曆史學家，但是陳克愛講些曆史。還把講述的曆史與人民黨的現實相結合。
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首先是内部秩序的崩壞，李斯參與趙高的謀逆行爲，篡改遺照，扶植胡亥，殺死扶蘇與蒙恬。然後又是對自家兄弟大肆屠殺。在這番胡作非爲之後，整個秦朝的内部秩序蕩然無存。這是陳克反複強調組織紀律的原因。想攻破堅固的堡壘，要麽是這些堡壘腳下的基石變成了沙礫，這個堡壘轟然倒塌。要麽就是堡壘内部大亂鬥，導緻内部一片混亂。秦國的崩潰的确與秦國制度不完善有關，嚴酷的秩序也的确導緻了内部亂鬥的擴大化。但是嚴複已經很明白，馬相伯所說的秦國殘酷法律和秦國崩潰之間的關系并非基于實事求是的态度，而是站在文人立場上的态度。
馬相伯看到嚴複大笑到眼淚都差點笑出來，忍不住有些氣惱的問道：“幾道爲何發笑？”
嚴複好不容易收起笑聲，“相伯先生，我實在是沒有看出來我們人民黨到底用了什麽嚴刑酷法。”
馬相伯大聲說道：“我看你們這次公開的名單，殺人數以萬計。哪朝哪代見殺人有這殺法的？”
嚴複嚴肅的反問道：“相伯先生，你既然關注此事。你覺得這裏面哪個人是罪不至死的？你若是發現了就可以提出申訴，我們人民黨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冤假錯案。這種心情我們隻怕比您還強烈些。子曰：民無信不立。我們制定法律，執行法律，我們最怕的就是冤假錯案。”
見嚴複态度如此強硬，馬相伯也有些來氣，“幾道，我不是說你們要行冤獄。對文青和你的人品，我是信得過的。我說的是你們所制定和執行的法律太過于苛刻！”
即便馬相伯明确表示“信得過陳克與嚴複的人品”，但是這種善意并沒有讓嚴複覺得開心。相反，嚴複已經明白自己和馬相伯已經沒什麽好說了。這種善意下所表達的是馬相伯對人民黨基本理念的反對。斟酌了一下用詞，嚴複緩緩說道：“相伯先生，我們人民黨也相信人品這一說，但是我們判斷一個人的标準是實事求是，是看這人幹了什麽。您相信我和文青的人品，這是您對我們的肯定，我很感動。但是若我與文青犯法，我們也得伏法。”
這下馬相伯徹底變了臉色，“就是說你們一定要殺孑民不可了？”
嚴複的臉色也變得極爲無奈，“相伯先生，我們沒有一定要殺誰的意思。若是相伯先生相信我和文青的人品，就請你相信這點。我們對孑民絕無惡意，我們對任何人都沒有惡意。是他自己欠下了人民的血債，人民要他償還。殺人是要償命的。相伯先生你總不會反對殺人償命的道理？”
馬相伯好歹也是個大學問家，即便認爲蔡元培不該死，但是他也沒辦法說出殺人可以不用償命的道理。
嚴複繼續正色說道：“相伯先生，我們們相識以來，我真的很珍惜咱們之間的情誼。所以我就直言了，若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話，還請您擔待。現在肯定有人覺得我們想殺孑民，是因爲孑民罵過我們。我得向您說，這不是事實。不用說遠的地方，就在這個上海罵過我們的人到底有多少，您應該很清楚。我們把他們抓起來殺了麽？我們把他們抓起來了麽？沒有啊！您也舉了王士珍的例子，他豈止罵過我們，他還帶兵來和我們打過仗呢。他還殺過我們的戰士呢。但是我們殺他了麽？沒有啊！打仗各爲其主，上了戰場的就是知道我們有可能會被敵人打死，我們因此報仇了麽？沒有啊！我們人民黨沒有我們自己的私仇，罵過我們算什麽？隻要不觸犯法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言論自由。正當的言論自由是受法律保護的。我們人民黨通過法律保護每個人的正當權利。但是我們保護的權力是不包含殺人的。我相信您一定可以理解這點。”
馬相伯感受到了嚴複的誠懇與無奈，他很了解嚴複，嚴複從來不是一個熱衷于給自己辯護的人，嚴複個性中甚至極度缺乏給自己的行爲的态度。能讓嚴複說出這樣的話，已經是極爲罕見的事情。不過嚴複的話深深的刺激了馬相伯，在這番話中，嚴複要表達的隻有一個核心，那就是“國法無情”！
若是在滿清時代，有人提出這等觀點，并且嘗試着去真正執行。馬相伯會覺得天下恢複了朗朗乾坤。但是聽到馬相伯十分欣賞信賴的嚴複說出此話，馬相伯卻感到了一種寒意，那仿佛是晴朗的冬日夜晚，觀賞明月時感受到的幾乎能凍死人的寒意。好不容易壓制住心中的不安，馬相伯問道：“幾道，我知道你不肯爲此事見我。所以今天我如此無禮的要見你，其實也隻是想最後和你說一次此事。我想問你，可有法子饒孑民一命？”
嚴複微微搖了搖頭，臉上都是遺憾的神色，“法律不容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