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後，現在天下之議都是要求立憲。而且朝廷也有這個打算。既然如此，那我們就該盡快頒布立憲。奴才知道太後擔心推行過快，總是有各種不足。免不得有人指手畫腳。可天下的大事，哪一件不是被人指手畫腳呢？盡快立憲的最大好處在于，我們有準備，那些希望立憲的人沒有準備，立憲之後各個要害部門都可由咱們自己人把持。既然立憲，那就要選舉。這選舉是有規矩的，四年一選也好，五年一選也好，咱們都有足夠的時間從容處理。但是至少咱們占了大義的名分，又占了實權，又有立憲的制度。咱們可就先立于不敗之地。若是緩緩圖之，那些别有用心想利用立憲之人就有了充分的勾結，反倒是夜長夢多。”[搜索最新更新盡在.]
慈禧靜靜的聽着肅親王的陳述，這種“激進”的方式讓慈禧極不喜歡。慈禧希望的是能夠先收服了人心，通過權術先把對方玩弄于股掌之間，然後再以施恩的方式推行憲政。這其實也是滿清貴族們最習慣的方法。一定要說慈禧守舊，其實也是一個不全面的說法。慈禧一直是新政的“支持者”之一，至少是新舉措的支持者，甚至可以說是發動者。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新政卻沒有人亡政息。因爲新政很大程度上本來就是慈禧允許和支持的。光緒當年是靠了慈禧的允許，才能執掌新政權柄的。但是光緒卻在那幫激進者的煽動下，把新政搞成了政治上的鬥争。帝黨想從後黨那裏争權，甚至搞到了準備幹掉慈禧，強行奪取政權的程度。慈禧囚禁光緒與其說是對新政的仇恨，還不如說是很正常的自保而已。
現在肅親王善耆又準備來這麽一次，慈禧打心裏頭就反對。但是她也沒有直截了當的進行反對，作爲大權在握的統治者，在慈禧看來，很多時候并不需要解釋。解釋就代表了關注，對方往往不會真的去在意慈禧話裏頭的反對，而是會更加變本加厲的去說服慈禧。
另一個讓慈禧不說話，要給肅親王留個面子的原因則是，肅親王善耆這個人在滿清裏頭也是一個另類。
善耆的政績之一是創辦了近代警政制度。庚子事變（1900）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從北京倉皇出逃，行抵大同時，太後命善耆回京，會同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辦理善後事宜。善耆回京不久，結識了在日軍中擔任翻譯官的川島浪速，兩人相見恨晚，後來拜了把兄弟。善耆在川島浪速等人支持下，根據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現狀，編成巡捕隊（這就是日後北京警察的濫觞）。光緒二十八年（1902），善耆被任命爲步軍統領兼工巡局大臣。步軍統領衙門是舊的負責北京治安的機構，工巡局是新設的市政機構，領導新建立的巡警。
善耆的政績之二是推進了北京城的市政建設。他主持設立了路工局，負責修築北京城的馬路。他還奏請将王府井的八旗神機營操場劃出一部分，開辦新式商場，即著名的東安市場的前身。當時京師呈現出新的氣象。善耆還明令在西珠市口内開設名爲“文明茶院”的戲院，戲院樓上爲女座，樓下爲男座，取消了婦女不能進戲院觀戲的禁律，在首善之區的北京，一時轟傳。
他的政績之三是清除了崇文門稅收的積弊。崇文門是對進京物品，如日用百貨和奢侈品進行征稅的主要關口。崇文門監督，不僅能收受賄賂，還能坐收部分稅款，一年下來，監督可得幾萬兩銀子，曆來是公認的肥缺。庚子事變中地處東交民巷的肅王府毀于戰火，清廷命善耆擔任崇文門監督，包含着讓他從稅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後卻沒領這個情，将稅款全部上繳。
善耆還大刀闊斧地對稅務制度加以整頓，禁止勒索，革除貪污。以往洋人帶貨入京不納稅，他改爲一體納稅；以往商民入關由經濟人包攬上稅，從中抽厘，他改爲官員直接驗貨收稅，減去了中間盤剝的環節。善耆連任兩屆監督，稅收大增，全部上繳國庫。
善耆與其他王公貴族最大的區别就在于，他還是知道帝國的利益在個人利益之上。後世那些羨慕滿清血統的人對善耆的評價居然頗高。孫寶瑄在《忘山廬日記》中，對善耆有幾句評語：得材幹之人易，得廉潔之人難；得廉潔之人易，得廉潔而能體下情之人難。使天下辦事人盡如肅王，何患不百廢俱興焉！
如果在陳克爲首的人民黨看來，這些新政根本不值一提。和袁世凱創立北洋新軍相比，這些事情對國家的促進也意義非常有限。隻能稱之爲雞毛蒜皮的小事。就連慈禧也不喜歡此人的作風。
可是與滿清其他那些隻知道争權奪利，醉生夢死吃喝玩樂的王公相比，善耆倒是極爲不同了。他畢竟是在北京，天子腳下難辦事。這些小事雖然看起來不大，想辦起來就要與各種勢力做着艱苦卓絕的鬥争。善耆能辦成這些事已經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既然不能駁了善耆的面子，慈禧隻好繼續聽下去。善耆也不是不懂世情的愣頭青，如果是如此的話，他也不可能混到現在的地位。曆史上汪精衛刺殺滿清親王，事情洩露之後被捕。善耆就力主赦免汪精衛。而汪精衛與善耆交談之後，對這位時人眼中“幹練、開明以及爲人豪爽、性格诙諧”的親王也很是欽佩。汪精衛投靠了日本人，組建僞南京政府，就準備委任善耆的兒子擔任“駐日大使”。
見慈禧完全聽不進去自己的勸告，善耆也不得不告退了。
善耆走後，慈禧極其輕微的松了口氣。每次和這些人打交道都讓慈禧感到一種非常的不開心。别的宮女太監都沒有看出來，隻有大太監李蓮英極爲默契的端了杯茶獻了上來。慈禧喝了一口，卻問道：“可有岑春煊的折子？”
肅親王善耆其實是知道慈禧并不怎麽喜歡自己，但是他對這件事也不是太在意。得到慈禧的接見并不容易，善耆希望能夠通過這次會面盡可能的說服慈禧盡快推行新政。
“太後，現在天下之議都是要求立憲。而且朝廷也有這個打算。既然如此，那我們就該盡快頒布立憲。奴才知道太後擔心推行過快，總是有各種不足。免不得有人指手畫腳。可天下的大事，哪一件不是被人指手畫腳呢？盡快立憲的最大好處在于，我們有準備，那些希望立憲的人沒有準備，立憲之後各個要害部門都可由咱們自己人把持。既然立憲，那就要選舉。這選舉是有規矩的，四年一選也好，五年一選也好，咱們都有足夠的時間從容處理。但是至少咱們占了大義的名分，又占了實權，又有立憲的制度。咱們可就先立于不敗之地。若是緩緩圖之，那些别有用心想利用立憲之人就有了充分的勾結，反倒是夜長夢多。”
慈禧靜靜的聽着肅親王的陳述，這種“激進”的方式讓慈禧極不喜歡。慈禧希望的是能夠先收服了人心，通過權術先把對方玩弄于股掌之間，然後再以施恩的方式推行憲政。這其實也是滿清貴族們最習慣的方法。一定要說慈禧守舊，其實也是一個不全面的說法。慈禧一直是新政的“支持者”之一，至少是新舉措的支持者，甚至可以說是發動者。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新政卻沒有人亡政息。因爲新政很大程度上本來就是慈禧允許和支持的。光緒當年是靠了慈禧的允許，才能執掌新政權柄的。但是光緒卻在那幫激進者的煽動下，把新政搞成了政治上的鬥争。帝黨想從後黨那裏争權，甚至搞到了準備幹掉慈禧，強行奪取政權的程度。慈禧囚禁光緒與其說是對新政的仇恨，還不如說是很正常的自保而已。
現在肅親王善耆又準備來這麽一次，慈禧打心裏頭就反對。但是她也沒有直截了當的進行反對，作爲大權在握的統治者，在慈禧看來，很多時候并不需要解釋。解釋就代表了關注，對方往往不會真的去在意慈禧話裏頭的反對，而是會更加變本加厲的去說服慈禧。
另一個讓慈禧不說話，要給肅親王留個面子的原因則是，肅親王善耆這個人在滿清裏頭也是一個另類。
善耆的政績之一是創辦了近代警政制度。庚子事變（1900）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從北京倉皇出逃，行抵大同時，太後命善耆回京，會同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辦理善後事宜。善耆回京不久，結識了在日軍中擔任翻譯官的川島浪速，兩人相見恨晚，後來拜了把兄弟。善耆在川島浪速等人支持下，根據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現狀，編成巡捕隊（這就是日後北京警察的濫觞）。光緒二十八年（1902），善耆被任命爲步軍統領兼工巡局大臣。步軍統領衙門是舊的負責北京治安的機構，工巡局是新設的市政機構，領導新建立的巡警。
善耆的政績之二是推進了北京城的市政建設。他主持設立了路工局，負責修築北京城的馬路。他還奏請将王府井的八旗神機營操場劃出一部分，開辦新式商場，即著名的東安市場的前身。當時京師呈現出新的氣象。善耆還明令在西珠市口内開設名爲“文明茶院”的戲院，戲院樓上爲女座，樓下爲男座，取消了婦女不能進戲院觀戲的禁律，在首善之區的北京，一時轟傳。
他的政績之三是清除了崇文門稅收的積弊。崇文門是對進京物品，如日用百貨和奢侈品進行征稅的主要關口。崇文門監督，不僅能收受賄賂，還能坐收部分稅款，一年下來，監督可得幾萬兩銀子，曆來是公認的肥缺。庚子事變中地處東交民巷的肅王府毀于戰火，清廷命善耆擔任崇文門監督，包含着讓他從稅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後卻沒領這個情，将稅款全部上繳。
善耆還大刀闊斧地對稅務制度加以整頓，禁止勒索，革除貪污。以往洋人帶貨入京不納稅，他改爲一體納稅；以往商民入關由經濟人包攬上稅，從中抽厘，他改爲官員直接驗貨收稅，減去了中間盤剝的環節。善耆連任兩屆監督，稅收大增，全部上繳國庫。
善耆與其他王公貴族最大的區别就在于，他還是知道帝國的利益在個人利益之上。後世那些羨慕滿清血統的人對善耆的評價居然頗高。孫寶瑄在《忘山廬日記》中，對善耆有幾句評語：得材幹之人易，得廉潔之人難；得廉潔之人易，得廉潔而能體下情之人難。使天下辦事人盡如肅王，何患不百廢俱興焉！
如果在陳克爲首的人民黨看來，這些新政根本不值一提。和袁世凱創立北洋新軍相比，這些事情對國家的促進也意義非常有限。隻能稱之爲雞毛蒜皮的小事。就連慈禧也不喜歡此人的作風。
可是與滿清其他那些隻知道争權奪利，醉生夢死吃喝玩樂的王公相比，善耆倒是極爲不同了。他畢竟是在北京，天子腳下難辦事。這些小事雖然看起來不大，想辦起來就要與各種勢力做着艱苦卓絕的鬥争。善耆能辦成這些事已經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既然不能駁了善耆的面子，慈禧隻好繼續聽下去。善耆也不是不懂世情的愣頭青，如果是如此的話，他也不可能混到現在的地位。曆史上汪精衛刺殺滿清親王，事情洩露之後被捕。善耆就力主赦免汪精衛。而汪精衛與善耆交談之後，對這位時人眼中“幹練、開明以及爲人豪爽、性格诙諧”的親王也很是欽佩。汪精衛投靠了日本人，組建僞南京政府，就準備委任善耆的兒子擔任“駐日大使”。
見慈禧完全聽不進去自己的勸告，善耆也不得不告退了。
善耆走後，慈禧極其輕微的松了口氣。每次和這些人打交道都讓慈禧感到一種非常的不開心。别的宮女太監都沒有看出來，隻有大太監李蓮英極爲默契的端了杯茶獻了上來。慈禧喝了一口，卻問道：“可有岑春煊的折子？”
肅親王善耆其實是知道慈禧并不怎麽喜歡自己，但是他對這件事也不是太在意。得到慈禧的接見并不容易，善耆希望能夠通過這次會面盡可能的說服慈禧盡快推行新政。
“太後，現在天下之議都是要求立憲。而且朝廷也有這個打算。既然如此，那我們就該盡快頒布立憲。奴才知道太後擔心推行過快，總是有各種不足。免不得有人指手畫腳。可天下的大事，哪一件不是被人指手畫腳呢？盡快立憲的最大好處在于，我們有準備，那些希望立憲的人沒有準備，立憲之後各個要害部門都可由咱們自己人把持。既然立憲，那就要選舉。這選舉是有規矩的，四年一選也好，五年一選也好，咱們都有足夠的時間從容處理。但是至少咱們占了大義的名分，又占了實權，又有立憲的制度。咱們可就先立于不敗之地。若是緩緩圖之，那些别有用心想利用立憲之人就有了充分的勾結，反倒是夜長夢多。”
慈禧靜靜的聽着肅親王的陳述，這種“激進”的方式讓慈禧極不喜歡。慈禧希望的是能夠先收服了人心，通過權術先把對方玩弄于股掌之間，然後再以施恩的方式推行憲政。這其實也是滿清貴族們最習慣的方法。一定要說慈禧守舊，其實也是一個不全面的說法。慈禧一直是新政的“支持者”之一，至少是新舉措的支持者，甚至可以說是發動者。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新政卻沒有人亡政息。因爲新政很大程度上本來就是慈禧允許和支持的。光緒當年是靠了慈禧的允許，才能執掌新政權柄的。但是光緒卻在那幫激進者的煽動下，把新政搞成了政治上的鬥争。帝黨想從後黨那裏争權，甚至搞到了準備幹掉慈禧，強行奪取政權的程度。慈禧囚禁光緒與其說是對新政的仇恨，還不如說是很正常的自保而已。
現在肅親王善耆又準備來這麽一次，慈禧打心裏頭就反對。但是她也沒有直截了當的進行反對，作爲大權在握的統治者，在慈禧看來，很多時候并不需要解釋。解釋就代表了關注，對方往往不會真的去在意慈禧話裏頭的反對，而是會更加變本加厲的去說服慈禧。
另一個讓慈禧不說話，要給肅親王留個面子的原因則是，肅親王善耆這個人在滿清裏頭也是一個另類。
善耆的政績之一是創辦了近代警政制度。庚子事變（1900）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從北京倉皇出逃，行抵大同時，太後命善耆回京，會同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辦理善後事宜。善耆回京不久，結識了在日軍中擔任翻譯官的川島浪速，兩人相見恨晚，後來拜了把兄弟。善耆在川島浪速等人支持下，根據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現狀，編成巡捕隊（這就是日後北京警察的濫觞）。光緒二十八年（1902），善耆被任命爲步軍統領兼工巡局大臣。步軍統領衙門是舊的負責北京治安的機構，工巡局是新設的市政機構，領導新建立的巡警。
善耆的政績之二是推進了北京城的市政建設。他主持設立了路工局，負責修築北京城的馬路。他還奏請将王府井的八旗神機營操場劃出一部分，開辦新式商場，即著名的東安市場的前身。當時京師呈現出新的氣象。善耆還明令在西珠市口内開設名爲“文明茶院”的戲院，戲院樓上爲女座，樓下爲男座，取消了婦女不能進戲院觀戲的禁律，在首善之區的北京，一時轟傳。
他的政績之三是清除了崇文門稅收的積弊。崇文門是對進京物品，如日用百貨和奢侈品進行征稅的主要關口。崇文門監督，不僅能收受賄賂，還能坐收部分稅款，一年下來，監督可得幾萬兩銀子，曆來是公認的肥缺。庚子事變中地處東交民巷的肅王府毀于戰火，清廷命善耆擔任崇文門監督，包含着讓他從稅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後卻沒領這個情，将稅款全部上繳。
善耆還大刀闊斧地對稅務制度加以整頓，禁止勒索，革除貪污。以往洋人帶貨入京不納稅，他改爲一體納稅；以往商民入關由經濟人包攬上稅，從中抽厘，他改爲官員直接驗貨收稅，減去了中間盤剝的環節。善耆連任兩屆監督，稅收大增，全部上繳國庫。
善耆與其他王公貴族最大的區别就在于，他還是知道帝國的利益在個人利益之上。後世那些羨慕滿清血統的人對善耆的評價居然頗高。孫寶瑄在《忘山廬日記》中，對善耆有幾句評語：得材幹之人易，得廉潔之人難；得廉潔之人易，得廉潔而能體下情之人難。使天下辦事人盡如肅王，何患不百廢俱興焉！
如果在陳克爲首的人民黨看來，這些新政根本不值一提。和袁世凱創立北洋新軍相比，這些事情對國家的促進也意義非常有限。隻能稱之爲雞毛蒜皮的小事。就連慈禧也不喜歡此人的作風。
可是與滿清其他那些隻知道争權奪利，醉生夢死吃喝玩樂的王公相比，善耆倒是極爲不同了。他畢竟是在北京，天子腳下難辦事。這些小事雖然看起來不大，想辦起來就要與各種勢力做着艱苦卓絕的鬥争。善耆能辦成這些事已經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既然不能駁了善耆的面子，慈禧隻好繼續聽下去。善耆也不是不懂世情的愣頭青，如果是如此的話，他也不可能混到現在的地位。曆史上汪精衛刺殺滿清親王，事情洩露之後被捕。善耆就力主赦免汪精衛。而汪精衛與善耆交談之後，對這位時人眼中“幹練、開明以及爲人豪爽、性格诙諧”的親王也很是欽佩。汪精衛投靠了日本人，組建僞南京政府，就準備委任善耆的兒子擔任“駐日大使”。
見慈禧完全聽不進去自己的勸告，善耆也不得不告退了。
善耆走後，慈禧極其輕微的松了口氣。每次和這些人打交道都讓慈禧感到一種非常的不開心。别的宮女太監都沒有看出來，隻有大太監李蓮英極爲默契的端了杯茶獻了上來。慈禧喝了一口，卻問道：“可有岑春煊的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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