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寇凖商榷完大楚的相應禮法之後，話題轉到了曆法上。
而事關曆法的第一件事，就是年号。
之前大楚用的正統年号是駱永勝當楚王時使用的，現在做了皇帝，那就應該更換。
爲什麽要更換？
因爲中國一直以來的曆法規矩，都是皇帝紀年法。
從秦始皇開始到最後一個溥儀，用的都是皇帝紀年法。
這種紀年法的方式體現的目的，是可以讓天下人直觀的知道，這個皇帝在位了多少年。
頻繁更換年号的皇帝就比較讨厭了。
現在駱永勝做了皇帝，就必須有皇帝的年号，再用正統就不‘正統’了。
“不設年号行不行？”
駱永勝本隻是随口問上一句，就見寇凖很是平靜的點頭。
“行？”
“當然行。”
寇凖給了肯定的答複：“在有年号之前，國家在曆法上的統計以君主在位的年數來定，有了年号，其本質也隻不過是爲了從側面來踐證皇帝在位的時間罷了。
這裏面，王莽篡漢之後，就沒有用年号，他選的是以其王朝誕生之年爲始建國元年，這就是想要以國家存在的時間來定曆法。
所以，陛下如果想不設另外的年号也是可行的，曆法上咱們可以循祖，比如黃帝曆？”
最後提及黃帝曆，寇凖以爲駱永勝是打算崇奉始祖才決定不設年号的，沒想到後者還是搖頭。
“始祖離咱們的時間實在是太過于遙遠，如果沿用黃帝曆，那麽從元年至今就有将近四千年，曆史過程中有很多的空白期，這都需要一一填充，不然缺少了一份正統性。
所以朕有兩個打算，一個呢是以朕出生之年爲元年，朕今年三十四歲，那就是三十四年，還有一種呢則是以朕登基之日、大楚開朝之年爲元年，閣老選一個吧。”
寇凖陷入了思忖之中。
駱永勝給出的兩種想法，第二種是有先例的，而出名的先例不是王莽的始建國，而是秦始皇。
嚴格來說，在統一六國後，秦始皇并沒有皇帝年号，他隻是将秦王政二十六年改爲了始皇二十六年，也有一說爲始皇帝元年。
因爲秦始皇本身的想法就是大秦自始皇及下傳疊，二世、三世直至萬世不易。
現在是正統九年，改成大楚元年當然可行，因爲今年确實是駱永勝當皇帝的第一年。
不過寇凖又在考慮駱永勝提及的第一個建議。
那就是以駱永勝出生那一年來做年曆，可不可行？
這麽做就是更深度的放大駱永勝對大楚這個國家的個人影響力，方便中央集權，而且作爲大楚的開國皇帝，駱永勝這個老祖宗以生誕年定國家曆法，後代的子孫就不敢變。
這樣日後也可以省卻改元之後還要重新更正年曆的麻煩。
史載也可以比較清晰。
當然，這些所謂的好處說到底就是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說出來糊弄人的。
最大的原因，還在于那第一點。
放大駱永勝對整個國家的個人影響力。
俗稱。
造神！
“若是以陛下生誕之年做國家曆法，那麽就不能叫大楚三十四年。”
寇凖挑出了一個小小的不算毛病的毛病：“因爲大楚自陛下南昌舉義至今也不過才九年，以大楚冠名有些牽強。
陛下是始祖後裔、聖人臨凡，不如，就叫聖皇曆三十四年？”
聖皇曆？
駱永勝不由自主打了個冷戰哆嗦。
這好肉麻啊。
而且爲什麽聽起來，會有一種濃濃的玄幻風呢。
“聖皇兩個字朕實在是怕後世笑話，叫中元曆吧，簡稱中元，朕誕生之年爲中元元年。
有朕之前，爲中元前，有朕之後爲中元後。
将中元前3731年，始祖誕生之年，定爲華夏文明起源年。
中元前2089年，周公定禮。
中元前1235年，始皇掃六合。
中元前1148年，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大緻上就是這意思。”
寇凖的臉色變了。
他突然才發現，在談曆法這件事，看來駱永勝早有準備了。
聽聽剛才駱永勝明确的四個時間線吧。
在這個新的中元曆曆法中，駱永勝隻提了四個例子，除了後兩個都有迹可尋之外，前兩個的時間線其實極其模糊的。
爲什麽，因爲太過于遙遠。
黃帝到底是哪一年誕生的？
周公旦定禮的第一稿，又是哪一年誕生的？
有史書文獻可以證明嗎？
有，也沒有！
說有，其真實性也要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是不是聽起來有些亂。
爲什麽咱中國人自己的曆史，反而搞不明白了。
提及曆法，那是必然要和曆史捆綁在一起的，因爲沒有曆史的文明就沒有資格叫做文明。
中國既然是文明古國，溯源曆史是後人必然也必須要去做的事，若是不去溯源又怎麽有資格标榜自己是文明古國呢。
我們都知道夏商周三個古王朝，可是夏商的曆史從哪去追溯。
我們也都知道禹傳啓家天下的故事，那曆史上真的有大禹嗎。
中國的曆史上真的有三皇五帝嗎。
真的有軒轅黃帝、炎帝、蚩尤嗎。
從史記的記載來看，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李斯說了一句大家耳熟能詳的話。
‘功蓋三皇、德超五帝，則各取一字，大王可稱皇帝。’
是因爲這句話，才有了皇帝這個稱号。
這就說明，在古代，起碼在秦朝的時候，那一輩的古人是知道有三皇五帝存在的。
既然知道有三皇五帝的存在，繼而可以推定，古人一樣知道在三皇五帝之後确實存在過夏商兩個朝代，也确實存在周公定禮這件事。
這些事當然不能是信口胡謅，得是有曆史考證、文獻記載的。
什麽書？
《竹書紀年》或者叫《汲冢紀年》。
這份史獻就清晰的記載了從黃帝誕生到三皇五帝再到夏商周時期。
有《汲冢紀年》的存在，我們可以以此來推定起碼在秦朝的時候，一定也有其他的史料文獻來佐證過三皇五帝的存在和夏商王朝的存在。
隻是後來失傳了。
失傳的原因會有很多因素影響，結果确實是失傳了。
唯一保留下來的，隻有這份《汲冢紀年》或者更改過的《竹書紀年》。
但是自《汲冢紀年》出土開始，曆朝曆代從來沒有承認過《汲冢紀年》的正統性。
在缺少其他遠古史料文獻的情況下，又否認《汲冢紀年》的正統性，那不就相當于自行駁斥上古時期的曆史存在真實性。
當時的晉朝爲什麽不承認《汲冢紀年》的正統性，後代王朝爲什麽也一樣不承認。
因爲《汲冢紀年》是春秋時期的編年體通史，那個時間，儒家還沒有做華夏文明的老大呢。
百家争鳴，文人吵架，難免會互相抨擊诋毀。
因此《汲冢紀年》中，可沒爲儒家或者儒學思想說好話，甚至難聽點說吧。
就差直接罵儒家不是個東西了！
你看，尴尬不。
晉朝是士儒門閥的天下，這本書能有‘正統性’就奇怪了。
儒家的上古曆史是怎麽寫的。
堯禅讓于舜、舜禅讓于禹。
天下有能者居王。
講究的是一個禮讓。
舜能夠取代堯，是因爲他有能力。
可《汲冢紀年》中的記載，卻是舜殺了堯奪位，禹殺了舜奪位。
“舜囚堯于平陽，取其帝位！”
這句記載的殺傷力實在是太過巨大，直接抨擊儒家的曆史是僞史。
儒家學說，就是把人變得虛僞，美化了醜惡。
似這般做法，簡直就是美化掌權者，爲了拍馬逢迎君主，而不惜篡改曆史事實。
這就是儒家人能做出來的事。
當然這種事後來都司空見慣了。
伯顔一手炮制出的十幾起大屠殺，包括甲申國難後那駭人聽聞的幾十起屠殺，不都給掩蓋了嗎。
誰說存在，就給誰扣一頂虛化曆史的大帽子！
殺！
因此，如果我們承認《汲冢紀年》，那就要否認儒家。
如果我們承認儒家，那就要否認《汲冢紀年》，就要否認我們國家确實有黃帝、夏商。
進退兩難。
既不想否認自己是文明古國，又不想承認儒家存在阿谀奉承權力的卑劣性，那該怎麽辦？
簡單。
編！
曆史本就是人寫的，朝廷認什麽史，什麽史就是正史。
你反對？
那就别怪朝廷不客氣了。
我們的上古時期有黃帝、有三皇五帝、當然有夏商周。
而且，上古時期君王權力之間的傳承是禅讓，不是互相殘殺。
其實現在想想，咱們又不傻，權力的更替哪有不流血的。
王莽開啓了禅讓的首例，但在禅讓之前，他可是把反對他的人屠戮了精光。
所謂的禅讓，不過是給猙獰恐怖的鮮血披上一層鮮麗的外衣罷了。
篡改曆史就是篡改曆史。
你不承認不要緊，後人的眼不瞎！
這也是爲什麽現在寇凖變顔的原因。
駱永勝明确了黃帝的誕年和周公定禮之年，這就意味着駱永勝一定看過《汲冢紀年》或不知道從哪裏獲得了其他古史失傳的孤本。
明确了這兩點，其實就是撕掉那最後一塊遮羞布。
“朕說什麽史是正史，什麽史就是正史，閣老，你說對嗎。”
(本章完)